“不好意思,我正在和××公司谈合作,稍晚回复。”这已经是派乐传媒董事长、编剧张永琛第N次婉拒媒体,在公司成功获得芒果文创超过1亿元的A轮融资后,应付不断涌上来的媒体和期待在B轮融资中分一杯羹的资本,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一个行业现象在悄然滋生:曾经在行业内最没有话语权的编剧,如今也乘资本之风起飞。首届编剧脱口秀大赛上,束焕、汪海林、余飞、史航的头衔分别为升维传媒董事长,喜多瑞传媒董事长,悠闲影视传媒董事长和佳作如期传媒董事长,大量编剧公司正在从项目前期开发渗透到影视投资制作,成为万千影视新公司中的一员。
在行业内稍有影响力的编剧工作室或公司,都有资本密切关注。去年唐德宣布收购余飞的悠闲影视不低于51%的股权,并对其增资2000万元;号称编剧界“黄埔军校”的如戏,也已经完成两轮融资与一轮增资,《唐人街探案》编剧程佳客的程一文化传媒,其旗下的推理IP和编剧孵化平台“推理PLUS”未上线前,就获得了知初资本领投的400万元天使轮融资。
“这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随着你自己在业内慢慢做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大公司其实没什么用,像光线华谊这样也是先去找编剧,再去找导演、演员,沟通成本大不说,有时候档期还凑不到一起去,最害怕的是一堆领导在讨论剧本。”束焕告诉记者,“我们现在从创作开始,就寻找想法一致的演员和导演作为合作伙伴,然后再找资金。”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乐见其成。事实上,不少被资本热捧的编剧仍对资本化运作保持警惕。编剧市场化往往涉及到团队创作或者公司化运作,余飞就认为,编剧“找合作者的过程比找一个对象结婚还难”,成立公司后,涉及到规范创作程序、管理方式、法务问题以及资本运营等诸多问题,这对于潜心创作的编剧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当编剧站在制片人的位置开始考虑剧本,或者把开发项目当成融资工具时,他们也就难免向资本妥协,成为或讨好观众或轻视观众的那群人。如何处理编剧与资本的关系?在野蛮生长的市场里,编剧的产业化之路究竟该怎么走?
编剧出品人的诞生:自己“码局”比大公司效率高
编剧与资本的关系,经历了从项目合约到深度绑定,再到独立运作的演变。早年无论编剧还是导演,基本上都是影视公司通过项目去找合适的人;发展到后来,一些公司会签下合作密切的编剧,用入股等方式进行绑定。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编剧工作室出现,但多半是出于避税考虑。
最早有意识在推动产业化的编剧,其实是在业内颇有争议的于正,早2008年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推广编剧品牌的同时也在进行艺人经纪、影视制作等业务,并在2012年成立欢娱影视,转型为影视公司。
如今随着影视项目的增多,很多编剧转向团队创作或者公司化运作的模式,有的是加盟影视公司成为高管,比如《花千骨》编剧饶俊与制作人唐丽君的新派系;也有一些是编剧利用个人资源,为影视项目单独成立公司,比如束焕与王宝强因为做《大闹天竺》成立的乐开花影视,其公司股东为王宝强的宝亿嵘影业和束焕自己的升维传媒,新公司在《大闹天竺》的项目中作为占比50%以上的主投方。
在业务上,编剧公司也从单纯为各大影视公司提供剧本,逐渐开展成“剧本+参投”或“剧本+主投主控”的经营模式。张永琛就告诉记者,目前主投及参投影视项目,已成为派乐最大的盈利渠道,同时派乐也在影视制作及发行、艺人经纪等方面有所运作,慢慢形成了一套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
“大部分编剧做公司,主要的目的其实有两个。”合众睿客创始人应萝佳告诉记者,“一个是保护自己的作品,不想在创作中任由不专业的资方宰割;另一个是能够分享到自己作品的未来收益。”她打了个比方,“就像是一个孩子,你能从头到尾陪着它长大,而不是生完就被抱走了。”
“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里,钱是有的,缺的是故事和人才资源。”在束焕看来,掌握项目源头也就是剧本的编剧,其实在所谓项目“码局”中具备一定的优势,“我之前跟一些大公司合作,有一个问题就是剧本写完了之后,要么找不到导演,要么找不到演员。跟徐峥的合作启发了我,从开发项目开始,我可以直接和明星接触,大家一起来做电影。”
作为业内最出名的喜剧编剧,束焕身边自然不缺少明星资源。“我们找的一般都是可以当导演的演员,像宝强、沈腾、大鹏,我会把我的项目和他们说,只要他们看好这个故事或创意,我们可以先组个盘子,他们也投入进来。编剧+明星公司的模式,等于我一下子把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比以往的方式更有效。”
“跟(影视)公司在一起,他们在商言商嘛,讨论的重点在于怎样能够多卖钱,但我们希望能保证这东西不赔钱的基础上,更多去实现自己的一些追求。”束焕想了想,“其实也不一定是艺术追求,有时候是在商业类型片上,我们想多做一些探索,有一些自由度。”
资本浪潮下的编剧行业:
编剧变制片人,团队合作成流行模式
编剧与资本的关系一直是业内讨论的常态话题,很多时候拍电影不是以创作为导向,而是在攒局,“大家聊的时候会说,我们要换一种玩法,觉得玩着就能把钱给挣了”。余飞就曾直言对于现在的资本运作,以及所谓大IP等概念十分反感。“我们做编剧的和资方合作,最害怕的就是该干什么的时候不让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的时候让你干什么。”
“我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做职业编剧,会把商务的事情交给我的经纪人去打理,我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创作上。”束焕很强调公司的策略和定位,“我的策略是贵精不贵多,而且倾向于做中小成本喜剧。公司整体下来也就20来人,找的多是年轻、创作力比较旺盛的编剧,能做电影的大概有5、6个小组,做电视剧的稍微多一点。我希望能够至少每年产出2到3部电影,一两部电视剧,这个是我们现在能消化的。”
从工作室到公司,他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考虑整个产业链,“自己慢慢地变成出品人了。”他感叹,“以前写东西,别人给你提要求,我只需要对一个好故事负责。现在要考虑演员搭配、预算、拍摄细节甚至宣发,比如《大闹天竺》我自己就是出品人,包括写剧本的时候,很自觉地就会把制作的东西考虑进去。”
据张永琛介绍,派乐传媒签约了23个编剧工作室,拥有100余名成熟编剧,同编剧的合作模式是以派乐为平台承接剧本项目,由一名首席编剧带领三名左右的编剧团队分工作战,撰写大纲、搜集资料、人物台词剧情的分工分场,平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即可完成一个剧本项目。
“资本方对剧本大量的需求和行业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和急功近利,编剧的创作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太可能有两到三年的时间来创作。”张永琛认为,“编剧急需团队化的合作,未来可能还要依靠互联网解决跨区域的问题。”
在他看来,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经验来讲,作为编剧参与到制片人或者执行制片人的工作之中,对编剧的自我成长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编剧可以更加了解影视项目的制作流程,后期的创作中也能更加了解市场,更有前瞻性。
编剧经纪“摸着石头过河”,
从菜鸟培训到开公司全方位服务
尽管认为编剧的话语权整体在增加,束焕也坦言,单纯的编剧还是没有什么话语权,“一定要跟出品人或者制品人的身份结合才行”。然而放眼望去,真正有能力竖立个人品牌、进行独立资本运作的编剧可谓凤毛麟角,上千名成熟但不知名的编剧,以及尚未成熟的基层编剧,组成了这个行业的中流砥柱。
影视行业对于编剧的大量需求,与编剧经纪业务在市场上的空白,让喜多瑞、合众睿客这样的公司应时而生。“影视公司就看重心是什么,有的重发行,有的以导演为核心,有的老板是制片人,合众睿客偏向于前端开发,我们的定位是‘以编剧为引擎’的影视投资制作公司,或者说是联手编剧和各家资方的平台型公司。”
据应萝佳介绍,合众睿客主要的三个业务板块,项目开发和影视投资制作是一般影视公司都有的,比较特别的是基于编剧在不同阶段的诉求提供编剧服务,比如全套编剧经纪服务、代理服务、负责某些编剧工作室的运营、帮助编剧组建团队甚至提供制片规划,以及对年轻编剧的培育等。经纪业务会按照CAA(创新精英文化经纪有限公司)的标准,收取编剧稿酬总额的10%作为经纪费。
“对年轻编剧最重要的是,在项目中谁能够带领他往前走;对有经验但还没有代表作品的编剧,他希望能帮他嫁接到更合适的项目中去,让资方去认识并信任这个编剧;对已经有品牌的编剧而言,需要帮助他们在众多邀约中筛选最合适的项目,或者帮他组建团队、和资方去沟通、运营工作室、财务管理甚至进行项目融资等商务谈判等。”
对于编剧的职业发展规划,合众睿客也会提供一些建议。比如谈到目前大量编剧开工作室或者公司,应萝佳认为,“编剧的品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除了个人自身的剧本创作之外还会有大量的项目需求他的能力或者经验,希望他能够带领年轻编剧来完成,而他也有能力带领;或者是原创能力特别强;如果没有以上这两点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成立编剧工作室或者公司,反而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烦恼。”
目前由于整个市场尚未成熟,应萝佳坦言自己做编剧经纪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的主要盈利模式还是和传统影视公司差不多,单独做编剧经纪版块盈利压力会非常大,一些经纪公司在艺人和导演经纪之外也做编剧经纪,但不是很多。市场对于编剧的需求太大了,每家公司在编剧的人选与定位上也不太一致,目前而言这个板块不太存在竞争。”
对于没有能力或者精力进行资本化运作的编剧而言,如何确立一套成熟完善的培养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有不少公司在做相关的工作,比如星易和举办的星引力编剧计划,编剧帮定期举办的线上线下培训,以及云莱坞正在进行的中国新编剧大赛等。有的是为了彰显编剧地位,树立行业标杆,如在稿酬之外,一次性奖励编剧100万元奖金;也有的是为了能够更好接洽影视公司与人才迅速匹配,像中文在线的“心剧本+新剧本”推介会。
这种定向培养机制是否真能打造出人才,业内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做编剧靠天赋吃饭而非后天培养,也有人认为这种系统培训是编剧产业化的必要环节。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类似创投路演的编剧活动,把编剧从幕后推至台前,有了更多的发声机会和与业界沟通的渠道。
编剧产业化:资本催熟、规则欠缺但势在必行
随着整个影视工业逐渐走向成熟,编剧作为产业链条尤为关键的一环,也必然面临从小作坊到公司化、市场化运作的转型。有几个关键问题摆在编剧和投资人眼前:
一是资本给编剧行业带来了哪些变化?“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都不缺钱了。”束焕说,“现在谈一个项目,每个人都说,钱不是问题。”随之而来的是编剧作为行业稀缺资源,薪资待遇的提升。据了解,目前行业内的大咖编剧,年收入几千万是普遍现象,成熟但还没有代表作的编剧,年收入百八十万也很正常。
但资本也催生了很多有争议的现象,比如剧本创作大幅提速,导致编剧在赶项目面前做出妥协,讲故事的人变成了急性子的程咬金。束焕坦言自己也很羡慕像梦工厂那种公司,出品电影少但“个顶个的好”,然而在目前的市场环境里,“看到周星驰和王晶,可能更多投资人会选择王晶,因为他一年三部作品,周星驰可能五年拍一部,对资本来说速度太慢了。”
另一个现象是编剧开始具备产品经理思维,甚至一些公司会把这点作为硬性要求。
编剧宋方金就感叹:“相对于其他上下游的行动,编剧的行动力不强,基本是被动的。最近几年,编剧们被要求成为变形金刚,让你写成什么样儿就得写成什么样儿,一句话,必须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有产品经理思维对编剧创作上是好的,但不能因此而限制自己的创作。好莱坞的编剧创作时就不会考虑成本,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剧本写好,你又不是导演或者制片人。”有人一语道出编剧行业的尴尬:在影视工业的链条中,大家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编剧作为一个工种,还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去做制片人,做出品人,做着码字的活儿,操的是资方的心。
二是编剧纷纷成立影视公司,是不是一门好生意?在记者看来,但目前国内能够成功转型为制片人、公司老板的编剧屈指可数,马中骏的慈文传媒可能是正面例子,由编剧转型做影视公司的好处是老板本身更懂内容。
但如果编剧本身还处于创作旺盛期,身边没有人负责打理运营,又想当编剧又想做资本运作的话,真的需要慎重,开公司对编剧来说要占据很大的时间精力,有时还会和合伙人发生不愉快。“我其实挺害怕编剧有商业头脑,”束焕认为,编剧最该做的就是沉浸在创作世界里,如果特别有商业头脑,可以转型去做制片人,能兼顾市场与创作的“真得脑容量特别大,而且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三是距离编剧产业化,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中国电影现在正处在一个繁荣但野蛮生长的时期,各行各业都把“产业化”、“市场化”当做目标,但编剧的产业化仅仅是编剧与资本走得更近了么?
“一个东西讲产业和市场,首先要有行业规则。”在应萝佳看来,由于国内没有行业工会,电视剧编工委和电影文学会等行业组织,对编剧在行业中的处境起到了很大作用,但真要做出产业标准,不单单只是编剧抱团维权,而是需要整个影视行业达成某种共识。
前段时间编剧张珂与映百年影业之间发生的不愉快,也许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张珂认为影视公司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约谈多名编剧开剧本会,未签合同就要求编剧提交大纲,是不尊重编剧行业的行为,而影视公司却并不认为自己是择优选择而非“坏了规矩”。
“像国外的WGA(美国编剧协会),对于编剧薪资,版权署名,定金支付以及票房分账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则也是所有与WGA签约的影视公司认可的。”应萝佳告诉记者,“对于编剧的权益和约束,这一套要梳理清楚了才能谈市场化,国内目前都是各家拍着胸脯自己说了算,编剧多半还是单兵作战的小商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