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将至,国内电影市场依旧不温不火,好莱坞却将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颁奖季——一大批艺术气息浓郁的好片将在未来几个月扎堆上映,而好莱坞众多专业电影奖项也将在这段时间集中对今年的优秀影片进行表彰,通过反复肯定的方式将它们送到聚光灯下,并最终在奥斯卡颁奖礼上享受荣光。

中国的电影行业没有颁奖季,但中国电影确实需要一个颁奖季。或者说颁奖季更像是一个比喻,中国电影需要为数众多的、专业的、有公信力、有影响力的电影奖项。中国电影想进步,这种需求迫在眉睫。

好的电影奖项不仅意味着掌声和鲜花,它能发掘有潜力的新人、有创意的新作,为那些被埋没的佳作打开市场,也能为行业树立标杆,告诉电影人和观众什么样的电影才算是好电影。

一座奖杯,可能是电影新人的救命稻草

艺术片的市场是相对小众的,年轻电影人想出头,电影奖项的“包装”是一条非常实际的途径。“荣光很重要,不仅是颁个奖,走个红地毯。对于导演和作品,这是他们迈向更广阔的天地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策展人段炼如此说道。


《黑处有什么》导演王一淳在FIRST青年电影展拿下最佳导演奖

正在上映的电影《黑处有什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片导演王一淳在2015年的FIRST影展上,从以姜文为首的评委会手中接过了最佳导演奖。时隔一年,这部投资仅300万的电影最终进入了商业院线。王一淳透露,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当初她也对自己并没什么信心,“片子拍完在家里放了一年,当时看完觉得自己拍的不好,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后来有幸联系上了FIRST电影展,我想那就去赌一把吧。”同样在FIRST拿奖的《心迷宫》导演忻钰坤曾经的处境与王一淳很相似,他透露如果没有参加FIRST电影展,片子没机会上院线,他可能就把电影剪辑成几集栏目剧卖给法制频道了,之后也基本不会再从事电影个行当。

买下《黑处有什么》版权的和和影业,其掌门人杨巍正是FIRST青年电影展的联合创始人。段炼坦言,他们很希望能帮到每一部在FIRST拿奖的作品,但无奈能力有限,“并不是什么样的片子都能帮你找到下一笔热钱”,目前基本上只能尽量保证每年把一部电影推向商业院线。今年是《黑处有什么》,去年是《心迷宫》。

青年导演毕赣凭借《路边野餐》获得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

除了FIRST电影节这类国内独立电影节,一些初出茅庐的新导演也会把目光投向海外电影节。比如今年引发广泛讨论的《路边野餐》,该片就是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上斩获一尊金豹奖后才受到了国内媒体和观众的关注。对于一位1989年生人,山西传媒学院08级编导专业毕业的年轻导演,如果没有在海外拿奖,很难想象会有投资人发现他的作品。

奖项也是个平台,填补创作者和资本的中间地带

在段炼看来,除了上院线,电影节对青年电影人还有一些隐性的帮助,他把电影节形容为一个过滤器,“它连接导演和第片商,在中间地带帮助到年轻导演们过滤掉一批对他们不太有利的资本,不让新导演迅速被资本侵蚀,尽可能为他们争取一些自由创作的空间。”

《心迷宫》导演忻钰坤是并弛lab扶持的导演之一

具体来说,FIRST影展中有一些板块就是为帮助电影新人而设的,比如扶持新人的并弛lab,《心迷宫》的导演忻钰坤就是其中早期孵化的几个导演之一,“他现在的新片我们也在帮他做剧本、码盘子,搭资源。《黑处有什么》的导演王一淳也是参加并弛lab的导演之一。”

制作过《长江图》、《三峡好人》、《盲井》等艺术片的制片人王彧表示,为艺术电影提供创投基金,扶持新人和新项目,是很多国际电影节的普遍做法。

王彧举例,鹿特丹电影节为艺术电影提供的创投基金设置就非常完善,“基金中有一部分是面向剧本和创意的,哪怕你的项目只是在创意阶段,只要你提交完整、符合要求的项目书,有清晰的思路,就可以拿到帮助剧本发展的资助;剧本完成后还可以申请制作引导资金,用于前期筹备;拍摄过程中可以申请拍摄的补贴;后期也可以申请补贴,还有宣传和发行的补贴。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圈,在项目不同的阶段可以申请有针对性的帮助。当然,基金会建立完善的评选委员会审核申请。”

王彧表示,很多欧洲国家在税收上会对这些艺术创投基金有减免,包括鼓励大企业向这些基金捐赠,相应减免企业税收等。“鼓励这种非盈利的,有扶持性的、有建设性的基金。”

拿了奖的艺术片,才能在“曲高”的同时不总是“和寡”

《长江图》是今年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片,并最终斩获了一尊银熊奖。该片制片人王彧透露,《长江图》项目从启动之初就有参加海外电影节的计划,“艺术片如果没有在海外获奖,国内几乎没有任何营销的可能性。”

《长江图》剧组参加柏林电影节

王彧感慨,目前中国市场不是以内容驱动,媒体更多关注的是电影之外的东西。“秦昊和辛芷蕾不是主流商业片演员,如果没拿银熊影片国内发行会很吃力。拿了奖才能找到一些让大家可以传播的话题,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去年,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为其在戛纳电影节上赢得了最佳导演奖,短期内该片在国内的关注度急速上升,并最终在内地拿下了6000多万的票房。对于一部曲高和寡的艺术片,这样的成绩已十分难得。

《刺客聂隐娘》剧组亮相戛纳电影节

在海外电影节拿奖,除了助力国内发行,对影片打开海外市场也至关重要。“国产艺术片想在海外引起关注,必须找到当地的目标人群和渠道,电影节是必经之路。”王彧表示。

大部分成熟的国际电影节都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赛、评奖、展映,另外一部分是市场。王彧表示,根据他这些年的艺术片海外发行经验,威尼斯、柏林、戛纳、东京、釜山、多伦多等很多电影节都有找到市场的可能性,也是目前艺术片最好的销售途径。

王彧进一步解释,艺术片的海外发行方式主要分买断发行、分账发行、保底加分账发行三种。《长江图》采用的是分账发行的方式,通过各个国际电影节,《长江图》已卖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版权,11月会在北美上映。“获奖本身并没有什么,而想要为这部电影在全球电影视野里找到一个很好的定位,目前来讲在海外电影节获奖是最好的方式。”

为行业树立标杆,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好电影

专业的电影奖不仅是一场秀,它还承担着为行业树立标杆的功能,简单点说,它给电影人和观众树立一个标准——什么样的电影才算好电影。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了2015年的优秀国产电影,《老炮儿》独揽年度影片、年度导演、年度男演员三项大奖,《老炮儿》导演管虎在领奖时说了这样一句话,“颁奖可能有鼓励的性质,导协应该是这样想的:希望不失个人表达的同时,还能兼顾商业诉求。”

《老炮儿》获得电影导演协会表彰

管虎看得很明白,导演协会将荣誉送到《老炮儿》手上,不仅是奖励这一部电影,还暗含了一层意思,“大家多向《老炮儿》学习,多拍点兼顾个人表达和商业诉求的电影。”

在电影市场专家蒋勇看来,有分量的电影奖项和好电影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电影奖鼓励电影人拍出好电影,很多电影也是冲着电影奖来的。”

凭《我不是潘金莲》,冯小刚和范冰冰双双在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拿奖

比如很多商业片培养出的大明星也时常会自降片酬,甚至牺牲形象去出演一些艺术气息较浓的电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出演《荒野猎人》,安妮·海瑟薇出演《悲惨世界》都是很好的例子,更不用说泰伦斯·马力克导演的每部电影都有众多好莱坞一线大咖加盟了。国内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邓超和刘烨都曾因为主演曹保平的电影而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封影帝,范冰冰在《我不是潘金莲》里又是扮村妇,又是降片酬,也是为了能摆脱“花瓶”的称号,而这个角色也确实为她挣来了一枚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的影后桂冠。

“建立专业电影奖项是提高电影质量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环。好莱坞颁奖季就是这样,整个行业团结起来,围绕着这些好电影做肯定。电影除了娱乐之外,还担负着很多其他的属性,比如艺术性、社会性,甚至教育性……需要电影奖项去肯定这些属性。”蒋勇这样总结。

除了在行业内树立标杆,颁奖给《刺客聂隐娘》、《路边野餐》这种作者气息极其浓郁的影片,电影奖项也承担了一个改变底层观众审美习惯的功能。“电影奖项,乃至电影节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是要走向市场的,独立电影也不能只给电影节期间的评委和观众看。观众可能暂时没有这样一个审美习惯,需要年复一年的培养,我们做电影节的感受是这样做是有效的。”段炼坦言。

现状堪忧,国内拿得出手的电影奖项凤毛麟角

国内电影奖项的数量并不算少,但总体来看问题多多。王彧评价,“没有严格的标准,没有清晰的市场判断,没有持续的态度,是国内电影节的几大缺陷。”

王彧透露,除了柏林、釜山、温哥华、蒙特利尔等国际电影节,《长江图》也参加几个了国内的电影节,像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丝路电影节、浙江青年电影节……但都是展映,几乎不会参与国内电影节的评奖,“因为不认为国内电影节的奖项有那么大的公信力。”

王彧举例,像上海国际电影节这种A类国际电影节,参加主竞赛单元必须是全球首映,“以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好的电影很难选在国内首映。电影节没有影响力,说得狠一点,更像国内电影公司的自娱自乐。”

导演陈可辛对国内电影奖项的现状也充满忧虑,“我们还没有一个观众很买账的颁奖礼,而且我们的奖项跟好莱坞的性质也不一样——我们还有政府的背景,有时候你都不知道那部戏拿奖是因为什么原因。”

李易峰因《老炮儿》中的表演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远的不说,今年的百花奖就因颁奖结果与观众的认知相差太远而被指责“不专业”——《老炮儿》中李易峰的表演比《烈日灼心》里的段奕宏、《亲爱的》里的张译更出色吗?这种答案几乎不会有争议的问题却偏偏出现了“爆冷”的结果。不论是规则出了问题,还是人制上出了问题,奖项的公信力都已被瓦解。

电影市场专家蒋勇认为,国内电影奖项缺乏权威性、公信力,既有奖项本身的问题,也有大环境的问题。“很多电影奖项不那么专业,颁奖结果总是出人意料。还有很多明星只有答应给他颁奖他才参加颁奖礼。另外,中国没有专业的影评人,大量影评都是片方购买的宣传稿,也缺乏有态度、有公信力的媒体。”

问题发现易解决难,曲线救国者依然存在

显而易见的问题,解决起来却并不容易。客观来看,国内近几年可能还难以出现一个令行业内外都能信服的电影奖项。不过,国内的一些电影奖项自身也确实在酝酿着改革,这里既有官方话语体系内的奖项,也有民间的独立电影奖项。

陈可辛领奖时表示希望导演协会评奖规则做出改变

作为一个行业奖,一年一度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同类奖项中算名列前茅的。但它一直有一些问题为业内人士所诟病,比如其评奖规则规定参赛电影必须是在上一年度公映的中国内地导演的作品。这一必要条件导致《黄金时代》、《亲爱的》、《智取威虎山》等港台导演的作品无法参加评选。陈可辛曾在领奖时公开表示,“每一个奖项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尊重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游戏规则。但我也希望能有一些改变,我不希望演我的影片的演员没法拿到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奖项,毕竟这个奖项很重要。”

针对这些问题,今年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的评奖规则就做出了不少改变。例如,取消了对导演港台身份的限制,放宽了对公映条件的要求,只要获得电影局颁发的发行放映许可证,并在前一年全年内公开放映或国外参展的国产影片都具备参评资格。甚至仿照奥斯卡奖的制度增设了“游说”环节,初评选出的25部入围作品代表可以在会员投票截止前通过座谈会、出席活动、访谈等任意方式为自己的影片拉票。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表示,“游说拉票是积极的行为,给每个影片的主创一个阐述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创作想法,会员的每一票也会更加客观公正。”

王家卫担任了今年FIRST青年影展评委会主席

相比官方话语体系内的电影奖项,民间独立电影奖项由于缺乏政策扶持,常常显得步履维艰,但近年来也有一些新兴势力呈抬头之势,FIRST青年电影展应算同类电影节中的佼佼者。“同行很多,我们没有资格说自己惨。FIRST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不像北京、上海这种纯粹的官方话语体系的电影节,也不像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云之南这种纯粹民间性质的、知识分子气质的电影节。这是FIRST的优势,一方面可以在媒体上正常发声,不需要躲躲藏藏,另一方面还可以秉持自己的调性。当然政策还是短板,FIRST这样一个很偶然,很幸运地健康发展的电影节未必每十年都能有一个。”在段炼看来,FIRST的特殊性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劣势,“没有模板可以借鉴,可能今天得罪某个领导,明天得罪某个艺术家,需要慢慢摸索。”

 “国内很多电影节会互相指责,同行相撞。和中国摇滚圈很像,一直在内部较劲,有一个假想敌。其实臆想的敌人是不存在的,资本和政府都不是电影节的敌人,他们可能会限制你,但你要找到曲线救国的方法。”段炼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