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极具特色的一款产物，压缩了别的国家百年经验飞快发展，所以迅速兴起又迅速衰落的电影行业现象、新奇概念、营销手段、炒作方式，成为这个市场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这一次，这个“过时”似乎又轮到粉丝电影。
从发迹作品《孤岛惊魂》、《小时代》开始，到《栀子花开》、《致青春2》、《爵迹》，不过5年时间，粉丝电影号召力就迅速下降，而当初它却是令很多电影从业者都感到新鲜、害怕、又急于拥抱的一种形态。
有人会说，这类电影质量差、赚快钱，当然是它们走到尽头的原因，但粉丝电影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一种产品重复性过高或者观众的新奇感消退后，即便脑残粉，也会主动跑去给智商充值。而粉丝电影仅仅是中国电影问题链条上的一环，正如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所言，这个行业发展太快，缺乏经验值累积，所以很多东西都变成一种突发性的、人云亦云的现象，从业者会发明特别多的词汇，比如大数据、大IP，大家常常是一窝蜂式的，好像有了IP、大数据、粉丝就能卖钱。但如果电影这么容易做，它就不叫冒险行业了。
电影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人的创意，如果将这最珍贵的部分全部依赖机械操作和商业上的加减法，那么当一种电影形态兴起时，伊始阶段或许不觉得有问题，重复性过高时，弊端就会显现。
除了焦雄屏，时光网记者还采访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左衡、《壹娱观察》主编陈昌业、电影市场研究专家蒋勇等人，试图谈一点粉丝电影热潮消退后的问题，因为中国电影每个现象都来得很猛烈，但消长也特别快，这对粉丝电影之外的很多现象同样适用。
从《孤岛惊魂》到《爵迹》，粉丝电影已经“过时”了
《小时代》2013年横空出世备受争议
2011年，在粉丝电影的发迹作《孤岛惊魂》以500万投资赌到9000万票房时，电影人高军就向记者透露过一些幕后秘辛，原本这部片子已经拍完一年多，始终在库里压着，找不到合适时机上映。随着杨幂《宫锁心玉》的走红，片方“错赶上了暑期档”，才借势火了一把。据杨幂当时的老板透露，《孤岛惊魂》后，她的片约一直排到了次年的下半年，明显感觉到大家都想搭这班车。随后《大武生》、《五月天追梦3DNA》等粉丝向电影接连上映，很多人都想分杯羹。
2013年6月，上海电影节提前观影，郭敬明的《小时代》将粉丝电影这个概念搅翻了天。当时伯乐营销CEO张文伯的一句评价流传颇广：“这是一部让今年所有已经上映过，以及还没上映的国产电影都会显得‘过时’的电影。”张文伯说，“看完《小时代》之后，我觉得很焦虑。我不希望他们的通行证，成为我的墓志铭”，郭敬明还一度“受惊”表示要好好消化一下并转发评论：“电影人的通行证，都是给大众的邀请函。”
《爵迹》明星云集，但郭敬明并不认为它成功
彼时的郭敬明意气风发，与《爵迹》上海路演哽咽称“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们才不会骂《爵迹》”截然不同。当时在上海电影节“潮流生产力”论坛上他发言：“上一代电影人的拍摄方式和思维理念已经落伍了。观影群体已经从上一代变成了下一代，如果导演还用上一代的想法去拍电影的话，就会出现问题。越来越多新观众加入市场，市场上却还是老一套，就会产生一种饥渴。这时一旦有符合年轻人的东西出来就会获得成功。”论坛的主持人、56岁的导演何平当即反驳：“观影群体年龄的下降是因为中国的观影市场还不成熟。”
时间是最好的印证方法。在三年中，《小时代》又陆续公映了三部，都想搭车的电影片商也本着“谁红请谁”的原则，为杨幂、柯震东、韩庚、吴亦凡、李易峰们的粉丝“量身打造”了许多质量参差不齐的电影，“粉丝电影”、“粉丝经济”这些概念几年间被大众传媒、娱乐产业炒得火热，资本热心炮制“大IP+小鲜肉”的配方产品，仿佛这个行业简单到只掌握加减法就可以了。
《盗墓笔记》等粉丝向电影，除了明星，还有原著基础、类型片等元素加持
不过，如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左衡所言，2015年暑期档，《小时代4》和《栀子花开》被《大圣归来》等三驾马车碾压，单纯卖明星脸的粉丝电影似乎已经走到了“灵魂尽头”。而今年无论暑期档的《致青春2》、《赏金猎人》、《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还是国庆档的《爵迹》，粉丝电影“明显玩不动了”，反倒是《盗墓笔记》这种融合类型片元素的粉丝向电影还能博一下市场。“被骂说明还有关注，今年连批评的声音都少了，大家都是一种懒洋洋的状态，‘有什么好批的’？这说明你已经过时了”。
中国电影总在极端地消长，安全因素不会永远奏效
2015年的《栀子花开》被《大圣归来》等碾压被认为是粉丝电影释放的一个衰退信号
“过时”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极具特色的一款产物。台湾电影学者焦雄屏说，当一种产品重复性过高或者观众的新奇感消退后，脑残粉也会跑去给智商充值。
在焦雄屏看来，粉丝电影在大陆有被极端化的倾向，中国电影的发展是快速压缩了别的国家百年的成长历程，整个电影产业的爆发期也就十数年，中间不断开发新的类型，挤压观众对于电影新奇感的需要，但新奇这种东西只能有一次，重复使用太多的话，观众的选择意识就会增强。中国的粉丝文化也是这几年的事情，在其他国家，粉丝在整个观众族群中代表性很小，但中国人口数量众多，所以让粉丝的力量看起来更强大、更有爆发力、也更极端。
“当年包括《小时代》在内的一批粉丝电影卖座，原因就是从业者忽略了营销跟市场，忽略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有强烈的消费欲望，没有及早开发。这群人是没有经过政治斗争、战争或者是苦难的一代，物质化的东西对他来讲更有吸引力，那是他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和向往的东西，别忘了电影还有造梦的功能，所以看《小时代》比《归来》更有共鸣。”
《纸牌屋》的“大数据”一段时间成为中国电影人模仿的灵丹妙药
焦雄屏观察，中国电影发展太快，缺乏经验值累积，所以很多东西都变成一种突发性的、人云亦云的现象，从业者会发明特别多的词汇，比如大数据、大IP，大家常常是一窝蜂式的，好像有了IP就能卖钱，有了大数据就能卖钱，有了粉丝就能卖钱。“我们总能听到一些荒谬跟总结性的言论，如果电影这么容易做，世界上就不会把电影叫做冒险行业了。国内从业者前段时间经常会谈到《纸牌屋》的大数据营销，但它的故事形态、编剧的高超以及导演的能力，这些都不是用数据做得出来的，它在大数据之外的其他艺术质数上是等量齐观的，反过来看，你的能力拍得出观众喜欢的东西吗？你是拿了多大的例子做指标？”
焦雄屏谈到30-6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黄金年代的电影为什么好看？那些拍摄是基于电影老板及创意总监决定的走向，这些人的经验值，一是基于对市场累积的理解，人脑就是他们的数据库；第二这些导演除了商业，或多或少都有些企图心或是（良性）竞争性，他们很愿意在品质上做一些艺术形态的标杆，这些影片很多是基于人的经验值和文化素养，这是在大陆一天到晚讲大数据、IP丢掉的东西。”
《大白鲨》是好莱坞文艺复兴时期运用科技手段的代表作
中国电影其实不必重新设计车轮，好莱坞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焦雄屏表示，黄金时代一过，好莱坞曾经垮过一段时间，那时候的老板们也不知道怎么拍电影了，因为他们同样忽略了新一代的观众在成长而且很猛烈，那是68学运的一代和青少年摇滚文化正在爆发的年代，这个族群作为新的受众，对于产品的选择不再依赖黄金时代的价值观，但片厂却没有随着时代猛烈的转变而改变，那是内心的一次突变，几乎来不及反应，片厂就垮了。但其振奋和复兴也很快，不到五年间，好莱坞就产生了文艺复兴，全部是新一代年轻创作者来应付新一代的观众，那个时候提出来对于科技的需要、电脑化的应用，在技术上的表现是《大白鲨》等电影，那是一种新奇性；而在内涵上，就会旧瓶新装地拍《教父》。这些影片吸收了欧洲的美学，吸收了新一代对艺术电影的需要，样貌开始改变，并非老一代创作者那种完全娱乐取向地体现明星价值的处理方法。
但是，文艺复兴很快将片场重新振奋的同时，大量新的MBA进入到电影系统中间，随之而来就出现了大数据、统计学、民调等，电影被MBA掌控后，就把创意跟人的智慧这部分减少了，一切以市场盈利为唯一目标，相应地也缺乏以前大片厂那些老板们的魄力和承担，所以好莱坞电影从80年乃至到近代，都比不上黄金时代那么精彩，即便偶尔有优秀作品出现。科技上虽然日新月异，但在创作内容上最精彩的一群人反而跑到了电视界，所以美剧吸取了大量非MBA控制的创作方式，变得非常有看点。
焦雄屏曾监制了一部TFBOYS主演的《超少年密码》
“所以我想说的是，电影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人的创意，如果你将人最珍贵的这部分全部仰赖机械和商业上的加减法，当一种电影形态兴起时，伊始阶段或许不觉得有问题，但当你重复性过高时，这些弊端就会统统显现。这对粉丝电影同样适用。中国电影每个现象都来得很猛烈，但消长也会特别快，别以为过去拥有的安全因素会永远奏效。”
明星和粉丝只是撬动票房的支点，不是票房本身
《爵迹》即便放在好莱坞，也是费力不讨好的类型
很明显，与那些还在一味追求“安全因素”的制作者相比，粉丝电影的先驱郭敬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不愿意再去拍《小时代5》，反而要下一盘大棋如《爵迹》。“但无奈这类电影——《极地特快》、《贝奥武夫》、《圣诞颂歌》在好莱坞都属于费力不讨好的类型，郭敬明想在类型上有所突破，但他对类型的研究并不足。另一方面，《爵迹》有点违背类型片的制作方式，这么大规模地去用明星在北美也很少见。其实在国内除了《建国大业》等，其他电影已经很少用这类模式了。也正是因为片方对这种实验性很强的电影自信心不足，才要请很多明星来撑场，单纯地做一种商业计算就是粉丝数累加。”电影市场研究专家蒋勇说。
“大家还是太简单粗暴了，坦白说《爵迹》就是一种拼凑明星和粉丝的模式，做一部电影，有两三张脸是大明星就可以了，剩下的预算为什么不把品质做好点呢？我相信把其中两三个明星的片酬减掉，让特效制作团队费用double一下，应该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壹娱观察》主编陈昌业表示。
“《爵迹》这样的电影工业化特别强，如果今天事后诸葛亮来谈的话，它是不是适合郭敬明这样资历的导演去尝试？郭敬明自己想尝试OK，那么制片公司、投资人有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风险？这种类型在好莱坞是怎样的？他们会花多少钱？花多长时间？如果没有这些调查和认知，仅仅是有郭敬明再加上几个大明星的脸，紧赶慢赶匆匆上映，结果可以预见。卖明星脸也好，卖IP也好，之前都有类似的商业模式，只不过不叫粉丝电影，那从业者有没有想过，现在这轮电影有何升级？革新了什么？其实行业里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无非是我们现在去促达粉丝的渠道变多了，就觉得能够更好地抓住粉丝，但最后发现这些促达都没用，粉丝也有免疫力了。”
《小时代》的价值观问题备受诟病
左衡还谈到当下粉丝电影的一大问题，他说：“在好莱坞，青少年电影同样存在低龄化、幼稚化的发展趋势，但是第一，好莱坞电影工业的质量还在，没有大规模滑坡；第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一个偶像可以叛逆，可以反权威、挑战已有的音乐形式、奇装异服，但对抄袭的界定、知识产权的保护、私生活是否糜烂这些基本价值观上，是绝对不会挑战底线的，比如帕丽斯·希尔顿是个新闻话题，但并未成为一个大众明星。贾斯汀·比伯，是把自己特别叛逆的、反社会的东西稍稍收敛的时候，才成为了一个大众明星。好莱坞的娱乐产业太知道了，一旦搞跟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话题人物，是危险的。而中国很多明星恰恰是在挑战底线，犯错绝对不认，无论是劈腿、抄袭、还是山寨。”
《独领风骚》虽然也有争奇斗富，但落脚点是真情实感
犹记在《小时代》首批影评出炉之际，周黎明、李星文等是几位旗帜鲜明的批评者，抛开影片质量不谈，他们更不能忍受的是这类电影的价值观。周黎明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好莱坞有一系列电影在“炫富”：一样没有营养的商业片，观众一样低龄，但好莱坞商业片的底线是，不能输出错误价值观。他推荐了一部1995年的电影《独领风骚》（Clueless），一开始几个女孩玩小情调，也有帅哥陪衬，但该片特别风趣，且落脚点是真情实感，而不是开场的争奇斗富。“像《小时代》这样，友谊爱情事业都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结尾，在好莱坞根本不会通过。”
“价值观已经碎了一地，还有必要再讨论它到底算一部电影还是MTV吗？”“可以原谅一个新人导演在技术上的任何大问题，但价值观的根本错误是不能被原谅的。”这些都是当年的反对评论。
“归根结底，中国粉丝背后，是跟影视相关的两个领域出了问题，一是知识产权，二是教育，如果中国青少年从小接受的是很正面的价值观，他会认为抄袭就是错的，有错就要承认。在国外，如果不是原创，连知识产权这一关都过不了。一旦拿这些来考量国内的偶像，我们倒出一口冷气，大张伟、郭敬明，到现在还不认错，在国外不可思异，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评判体系下，中国粉丝的悲剧性和荒唐感才格外突出。粉丝电影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是我们的教育和法制出了问题，中国电影是整体社会和文化的皮肤和面相，真正的主犯谁去追？”左衡说。
鹿晗为《重返20岁》赢得关注，但影片质量过关。明星是撬动票房的某个支点，并不是票房本身
而谈到粉丝电影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几位受访者都认为，文化产业发展到最后，你会发现它的规律或者常识是有限的，外围的包装、传媒手段的使用、粉丝的炒作，都是桶壁上的木板，外围战都打得差不多了，但是桶底子没有拓宽，产品质量没有提升，亦是无用。一部电影能够受欢迎，不是它推出了一种新的模式，相反，一定回到了带有普世价值和心理学依据的基点上，既有价值观的问题，也有伦理学、心理学的判断，这几点解决不了，所有的故事都站不住脚。而这些价值观、伦理学、心理学，最后又都会落回到一个故事的讲述上，又回到电影最基本的常识，那就是故事、影像和事情的逻辑。所以无论明星还是粉丝，充其量是撬动票房的某个支点，并不是票房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