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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三十年来被阅读最多的两部严肃小说。
这两部小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用准确的方式，打开了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不顾一切地活下去。
文学界对中国先锋派小说确定的“出生日期”是1987年，这一年几个重要的文学期刊推出了一批让读者耳目一新的作品。这些青年小说家不关心宏大的时代主题，作品里带有大量幻象和隐喻，形容和铺陈特别密集。
余华的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既冷静地呈现感知，又对这种感知保持怀疑。
血腥的味道
中国当年的先锋派小说家，余华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位，一出道就成了代表人物。他的小说写得很残忍，也很怪诞，同时故事又讲得很精巧。
那个时候同样年轻的编辑接到余华的投稿，都吓了一跳，这些夹杂着错别字的稿子，像黑洞一样吸引读者读下去，里面的故事不动声色，又残忍至极。
小说发表之后，编辑们到江苏找余华，想看看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余华1960年出生在杭州，长在嘉兴下面的海盐县。余华一直觉得这是个寂寞乏味的地方，他家搬来的时候，大街上连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他的父母都在医院工作，他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晚上常常被嚎啕大哭声给惊醒，有时候一夜好几次。到了白天，他搬一只小凳子坐在门口看抬进抬出的尸体。到夏天最热的时候，他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因为那里非常凉快。
余华最早的工作是在镇卫生院当牙医，有一次没留神，该拔患者上面的牙，他把人家下面的牙给拔了。
他的注意力都在写小说上，他父亲是医生，每次做完手术出来，手术服上都是鲜血，他是从小看死人，写出来的东西天然就带着一股血腥味。而他自己仿佛是一个面无表情的孩子，在一边冷冷地看着。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写得是一个冰冷的童年记忆，小说里的人是既孤独又冷酷的，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离奇死亡；题目来自一个景象，被家庭遗弃的少年，在雨里迷茫地奔跑，又冷又饿，大声地喊叫着，得不到回答。
这个场景有一种绝望的诗意，讲的是一个人被孤独地从世界里切割了出来。能捕捉到这种感受的人，肯定不会真的冷漠，而是因为敏锐，不得不关闭情感。
在新作《文城》里，余华年轻时的语言感觉仿佛又回来了，让很多读者感到激动。他在文中写道：村庄遭到了土匪洗劫以后，整个镇子充满了恶臭，人们不敢吃河里捞上来的鱼，有些大鱼被剖开，肚子里还有尸体的手指甲和脚指甲。
余华对他后来的中国小说家影响巨大，大家会首先进入他荒诞、阴冷的残酷青春世界。
从《活着》到《文城》
到余华写《活着》的时候，就是一次明显的风格转折，他的小说在北京发表，成了大事，被调到县文化局，还分了房子。
余华自己也说，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之后又到北大读研究生，成了知名作家。
有人问余华，《活着》里面福贵的原型是谁？
余华说，自己小时候住的那条胡同，30户人家里有5户像福贵。当年自己在乡下跑来跑去，发现只有农民会在中午在日头下干活，写福贵的时候，脑海里就浮现出满脸皱纹、浑身大汗的农民形象，脑子里就冒出了“活着”两个字。
在新作《文城》里，也能找到福贵，这是中国人的一类典型。余华觉得，对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从灾难里幸存。旁人看他们苦熬了一辈子，他们却从中感受到了幸福。
过去，作为先锋派代表的余华，小说里的人物都像符号，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人物开始拥有自己的性格，福贵的人生道路不是余华想象出来的，而是自己走出来的。
从此，余华的叙事风格相对温情，对身处悲剧的人物充满了怜悯，不再用不动声色的视角去折磨他们。
他的这次转变造就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经典名作。但也有文学评论家说余华中断了原来的文学探索，这是艺术上的妥协。
其实怎么评价不重要，故事写出来，就是让大家各自去讨论的，余华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在此之后的《兄弟》和《第七天》两部小说，反响就不如从前。余华写这两部小说时，心气很高，只是读者觉得他对现实把握的能力下降了。
但是余华的魅力在于，读过的人不会忘记。到了2021年的最新长篇《文城》，写的是南方旧时代的故事，里面有一群在民国时代苦苦挣扎的南方人，这片土地上还横行着土匪和军阀，余华借此描写了一个有情有义的民间社会。
面对凶暴和灾难，人们遵守诺言，守望相助。这些价值观被余华写出来，味道就不一样了。当初那个冷酷的少年，以温暖的方式回归，写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民间秩序，也是读者能在真实世界里彼此依靠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