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大作家，然而他又是“小”作家。从作品体量上讲，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没有文学理论研究的“大部头”；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散文，他的作品没有宏大叙事，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小说中的人物不是达官显贵，尽是那些平淡的小人物。其作品看上去漫不经心，却彰显出一种文学的境界和价值追求。
其实，对于文学创作的方法论，汪曾祺有着长期的思考，不过这些思考散布在他的书评、随笔和杂谈之中。新近出版的《汪曾祺的写作课》，全面体现了他的文学创作观。阅读本书之后，再欣赏他的小说作品，就会发现他的文字如同老酒，醇香悠远，蕴藏万千气象。
汪曾祺生于传统士大夫家庭，从小受诗书字画熏陶，抗战初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承沈从文。汪曾祺少年时代开始写作，但是真正的小说创作爆发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之后，《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短篇小说广为传阅。他的小说创作不多，却均被奉为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多见。他的作品，有百年历史，有五味三餐，循着中国人的记忆，深植在现实生活之中。
《汪曾祺的写作课》精选了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文章35篇，包括对阅读的经验之谈，如《开卷有益》《谈读杂书》《读廉价书》等；对技巧的精确提炼，如《思想·语言·结构》《小说技巧常谈》《文学语言杂谈》；对创作的深刻感悟，如《小说创作随谈》《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我的创作生涯》等。文章中干货满满，金句频出，此书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就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
作为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写作深受其影响。不仅如此，他还认真研读沈从文的作品。本书中收录的首篇文章《沈从文和他的》中，汪曾祺在解读《边城》的同时，表达了文学创作见解。沈从文的《边城》在文学史上地位不言而喻，汪曾祺说这是“一首近七万字的长诗”。这一句话，分量是极重的。小说的语言有诗意，是对一个人文学修养的极大褒奖，而小说中的故事富有诗意，那就是一种文学高度了。
在《思想语言结构》一文中，汪曾祺“正经”地表达自己小说写作的一些看法。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估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他看来，小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思想。这个思想，是写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也不是哪本经典著作中引申出来的思想，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思索和独特感悟。
对于小说的语言，汪曾祺认为，语言一方面承载着小说本身，另一方面小说也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表现内容，内容依赖语言。另外，语言和思想交融，无法把两者剥离开来。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主要有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在他看来，作为小说家，书面语言要少写，语言要贴着生活，要在方言和民间文学中寻找语言的滋养。《我的创作生涯》一文中，他写道：“语言要有暗示性，就是要使读者感受到字面上所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即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要想写出好的小说，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对于如何阅读，汪曾祺有自己的体会。在《开卷有益》一文中他谈到，作为文学爱好者，应该博览群书，但是也要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一个作家应该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气质。而认识自己的气质，就是看你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书。书和人是有缘分的，怎样的气质，就选择怎样的书去阅读。在他眼里，写作者读书不能仅仅只读文学书，文学之外的书也可以多读一些。在《汪曾祺的写作课》一书中，他对于小说技巧、散文写作法、中国戏曲与小说的关系、民间文学的价值等等，均有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