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租房吗？”房东大姐看见有人在门前打量，追上前问。

这曾是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如今人去楼空。隔着紧锁的玻璃门，屋里只剩下两张旧书桌和散落一地的A4纸。当询问“这家公司去哪了”时，只收获上面这一句反问。大姐有些不耐烦，或许是见惯了不靠谱的租客，才侃几句，便没好气的甩手而去。

听完在横店街头的这段遭遇，制片人刘思明乐了：“起码说明你看起来不像找戏的群众演员，更像准备开公司的老板。”他顺着马路指了指，“前几年，这一整条街都是影视公司，密密麻麻”，今年，“基本关门了”。

混迹横店20年，接触过无数老板，但在刘思明眼里，这几年发酵的全民影视投资热，还是让他没看懂。“挂着各地牌照的豪车涌进横店，自己摸黑找家公司谈项目，有的甚至只有个剧本大纲，钱就投进来了”。

热钱涌入，人心浮动，“之前打杂的助理，也突然说不干了，要自己去开制作公司”。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2018年的影视圈进入多事之秋，市场瓶颈、融资环境、天价片酬、税务风波接踵而至，让前两年还八仙过海、热闹非凡的影视行业急速进入冰点，“烂项目无人问津，大制作暂停查账”。

不过，许多像刘思明这样对之前投资热潮抱着“活久见”态度的影视老兵们却认为，被资本长久裹挟的影视圈经历这样一场劫难，既是必然也是必要，投机者三振出局、大玩家日落西山，所谓“影视寒冬”，不过是又一次行业洗牌。而乱世有时，更意味着机会。

“只要有个剧本大纲就能融到资”

江布衣是横店网络大电影圈子的传奇人物，不是因为戏卖得有多好，而是部部戏亏钱，还总有人愿意给他投资。

前年，在横店名不见经传的江布衣开始拍起网络大电影，处女作就拉来了100万投资，结果巨亏。在众人都以为他要一炮而黑时，江布衣却活了下来，屡败屡战下，两年时间竟搞出了七八个项目。

“他逢人就说自己拍电影没赚到钱，那他买房子开宝马的钱哪来的？”在同行阿译看来，江布衣是横店典型的江湖骗子，靠忽悠外行老板赚钱，伎俩无非是“100万预算摆出来，最后可能80万都没花到”。

江布衣“在横店的名声已经臭了”，但对他口若悬河的画饼能力，阿译还是服气的。在横店，不乏江布衣这样大大小小的影视“人才”，他们游走于主流影视圈边缘，却总能在各路老板间左右逢源，他们也是过去这段影视投资潮中，最为亢奋的群体。

对这段“谁手上没几个项目”的亢奋岁月，刘思明总结为，“只要在剧组待过就能当制片人，只要有个剧本大纲就能融到资”。

而这些项目后来的命运，大多与江布衣的网络大电影相同，“有的亏了钱，有的做着做着就消失了”，变成了越来越多人眼中的“横店皮包公司”。

尽管充当冤大头的外地老板深受“皮包公司”之害，但很难说清，过去几年影视圈烂大街的剧本和混不吝的资本，究竟是谁造就了谁。

“他们的人际关系真的令我佩服，从横店带两个十八线女演员跑到义乌的会所去，边上一大圈富二代马上围了过来，我很纳闷他们这些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郑峰与刘思明一样，是横店入行将近二十年的传统影视人，在上下游都有通过长期合作建立起信任的生意伙伴和人脉资源，也深切感受过“煤老板的日子”，但年轻人的玩法，还是令他自愧不如。

在郑峰看来，土豪资金进驻影视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煤老板，给钱最爽快，什么要求都没有；然后是地产老板，伴随着地产牛市来的，跟煤老板差不多；现在，这些主流都没了，都不敢乱投的时候，很多富二代冒了出来。”

“煤老板给钱最爽快，根本不看剧本，赚了赔了他也不管，只要到期连本带利还钱，以及上一个他们指定的演员就行。比如投300万半年后还360万，制片人写张欠条，把自己的房产证押上，钱就打过来了。”郑峰回忆，有时候制片人没有按时还钱，煤老板把房子拿去拍卖，“他们之前不评估的，可能投了500万房子200万都不值，就是这么粗犷”。

土豪金主愈发稀少，但郑峰对这些影视新贵仍然有些排斥，因为“以前的煤老板真的是钱多到没地方放，投资影视纯粹是为了好玩”，而富二代有了更多想法，“除了安排演员，他们现在还喜欢自己挂名制片人，对内容要有话语权”。

郑峰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因素在于煤老板只能看电视，而富二代出生于互联网时代，“他们接触到了更多东西，但对影视行业的了解程度其实没什么两样”。

富二代的关系也要维持。郑峰想好了，如果他们想玩，就定制个剧本组个局，让富二代们自己去随便玩，就当卖个人情；自己认真要做内容的项目，更青睐于从长期合作的专业影视基金那里寻找融资。

《延禧攻略》成反天价片酬教材

“你说影视投资遇到寒冬，我是不认同的。”何兵既是制片人，又有自己的投资公司，参与过国内多部头部电影项目。如果说江布衣是混迹在横店街头的流浪散兵，何兵则是隐秘在江湖闹市中的高阶选手。

“前两年投资热，10部电影8部亏损，很多东阳的红木老板、外地的地产老板和煤老板进来后，遇见大批没有心怀好意做电影的人。这些老板吃了亏后，投资热度慢慢是下降的，但真正能够理性对待影视行业的专业投资人，并没有受到冲击波的影响。”何兵认为，这次多重原因叠加的影视退潮，如果把这些土豪大佬尤其是任性的超级大佬统统洗出去，反而是个利好。

之所以这样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土豪金主直接影响下的演员片酬。

“片酬其实最早是资方炒起来的，大佬指定某个演员，然后拿钱去砸，最后水涨船高。”何兵举例说，2011年的《战国》，资方为了捧景甜，花双倍价钱请了一堆明星来跟她配戏，光是孙红雷600万的市场价就给到了1200万，“最后票房和口碑都是稀烂”。

当年，《战国》投资1.5亿，票房仅为7600万，豆瓣评分停留在3.6分。“这实际上是把行业搞乱了。”

郑峰持有同样观点。他说，现在其实并不缺钱，但很多钱都是通过走专业产投基金的渠道流入影视行业，很多项目都要进行风控评估后资方才会跟进，“与当年煤老板不看剧本只要演员，揣着房产证就直接下单相比，已经是另一个生态”。

天价明星，用不起、不敢用、用了也不一定有效；内容为王，已经越来越成为行业的共识。原盛大文学CEO、中汇影视创始人侯小强不久前就在微信朋友圈中公开表示，影视行业回归理性并不是寒冬，大部分项目本来就不应该上马，应该多用新人和适合的演员，以剧带人将取代以人带剧成为主流。

“如果你的项目足够好，在不需要大明星支撑的情况下，照样能够融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很多制片方在给资方做预算时，已经从明星转移到了制作本身上。”何兵的直观感受是，一个好的项目，在过去可能就是一个演员。因为金主们只认识演员，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方已经开始从剧本、演职团队、宣发等在内的综合实力，以及市场的真实需求上整体考量。

《延禧攻略》在今年夏天的大获成功，为期待这种微妙变化的人点燃了信心——原来不靠演员也能做出爆款。总制片人于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延禧攻略》3亿成本，演员片酬仅为2400万，为了满足看惯美剧英剧观众越来越挑剔的网剧画面感，大部分预算用在了服装、道具、化妆等纯制作环节上，而在剧情设计和叙事逻辑上，也下足了功夫，结果完爆同档期演员片酬高出一头的竞争对手。

在《延禧攻略》主要演员中，仅有佘诗曼和秦岚为较知名演员。包括因主演该片而出名的新人吴谨言在内，新人演员多达两位数。一壹影视资本总裁苏敏曾在腾讯AT投资沙龙上自嘲，因为跟制作方的关系本可以投进去，就因为多问了一嘴“主演是谁”而完美错过。

对何兵和郑峰来说，抵制天价片酬，似乎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如果继续和那些制作成本动辄上亿的头部公司在演员阵容上竞争，他们恐怕永无出头之日。

逆袭，就在明年暑期档

“你要看所谓寒冬，得10月份来，现在已经欣欣向荣了。”11月初，横店影视城一位中层人员告诉记者，2016年最火的时候，横店同时有70个剧组拍戏。今年税务风波爆发后，几乎所有剧组都暂停了，只要跟影视沾边的公司都在查，连租设备的公司都停止营业。而有了初步说法后，10月底，横店上了二十几部戏，到11月初，已经有60部戏开拍。

“但因为演员合同要重签，也担心风波卷土重来，仍然有几部高成本的大戏处于停滞状态。”上述员工表示，演员大多不愿自降身价，剧组也不敢高价去签，而成本相对较低，风险不大的戏大都抢先开了机。

如果说影视投资和演员片酬存在泡沫，税务风波则像针一样刺去，把影视圈的起伏放大和加速。

华谊兄弟在2018年三季报中提到，商业大片为公司电影业务首选，但商业大片受限于大额资金，产量有限，如果投资的少数商业大片票房表现不好或因公映档期等原因不能按计划确认收入，可能引起公司电影业务的波动；唐德影视则因为身处查税风波的漩涡中心，仅一部《巴清传》就将导致7亿坏账。

“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的变化，让头部公司以前的玩法很难维持，盘子太大资金链跟不上，高片酬明星不敢用。我们比他们更加灵活，一批大公司会倒下，一批中小公司会崛起。”郑峰希望利用这个窗口期，做出几个好项目，在业内打些名气。

何兵也在摩拳擦掌。“从院线数据来看，从明年暑期档到后年下半年，上报的电影项目非常少。因为这段时间暂停的戏，无法按原计划在明年上映，尤其是大片，上的非常少。”他认为，如果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加快效率，让电影赶在明年暑期档上映，将是个绝好的机会。无论是在排片还是在观众的关注度上，竞争阻力都会小很多。他手上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三个项目。

刘思明最近有些上火，打磨了一年的剧本进入筹备期，他想快点把剧组搭起来，赶在明年暑期档上映。现在只等着投资人拍板自己提交上去的演员和导演。

另一边，阿译仍然有些郁闷：那么多乌七八糟的公司倒闭，怎么江布衣的新网大又开拍了？无论如何，这个江湖，各有各的活法，再怎么退潮，也不会缺少眼球和玩家。（文中刘思明、江布衣、阿译、郑峰、何兵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