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的中外影片票房榜，《战狼2》《红海行动》两部主旋律影片分别以56.82亿、36.50亿元的票房成绩雄霸榜单前两名的位置。而《湄公河行动》《智取威虎山》《天将雄师》《战狼》《中国合伙人》《建军大业》，以及更早些年的《唐山大地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风声》《集结号》等等一大批弘扬主旋律的影片，都在产业化以来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开疆辟土、披荆斩棘，不断引领中国电影的创作方向。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了纲领性文献《祝辞》，通篇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了艺术创作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了新时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指导方针的主旋律。
1987 年 2 月，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正式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并将“主旋律”定义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虽然“主旋律”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于1987年，但在这一概念明确提出之前，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一批如《大渡河》《西安事变》《四渡赤水》《孙中山》《血战台儿庄》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
其后，更是涌现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开天辟地》《周恩来》《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大决战》《重庆谈判》《开天辟地》《决战之后》《焦裕禄》《凤凰琴》《红樱桃》《孔繁森》等扛鼎之作，弘扬了主旋律精神，开辟了多样化格局。
1996年召开的“长沙会议”，鼓励电影界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整合资源，每年至少创作10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观众喜爱的精品力作。
因此诞生了《长征》《大转折》《离开雷锋的日子》《红河谷》《喜莲》《鸦片战争》《那山那人那狗》《横空出世》《紧急迫降》《国歌》《成吉思汗》《我的1919》《黄河绝恋》《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春天的狂想》《法官妈妈》《男妇女主任》等。
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生死抉择》《冲出亚马逊》《惊涛骇浪》《首席执行官》《邓小平》《张思德》《太行山上》等又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讴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吸收了类型片的商业元素，努力提高视听效果，摒弃了平白的说教化和概念化，形成了新的创作高潮。
40年中，主旋律电影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变化。从最初的聚焦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聚焦伟人领袖，逐渐开始转变故事视角，将目光转向普通岗位上的平凡人物。从初期的由国营电影制片厂按计划拍摄逐渐转变为民营电影公司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摄制。从偏重宣教功能逐渐转变为期待观众反响与市场表现的双丰收。从单一风格到开始尝试多种类型化拍摄手法，进行类型化开拓，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旋律商业大片这一电影类型。
40年中，主旋律影片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和观众需求，技术手段越来越成熟，类型化、风格化越来越突出，票房成绩也不断创造着新的纪录。关于弘扬主旋律影片的学术界定从“主旋律”到“主流”再到“新主流”，讲述方法和概念内涵在不断演进，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始终是这类影片永恒不变的精神实质。
1978年—1987年 “计划经济+小镇青年”开启主旋律影片银幕抒写
电影的发展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与当时的经济环境。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变革逐渐在各行各业展开，电影的改革也是一个逐渐开展的过程，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1979年到1987年的国产影片基本上仍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拍摄。
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当年极为低廉的电影票价和随处可见的影剧院、职工电影院等放映场地，让相当一部分“小镇青年”成为电影的主流观众。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副研究员孙佳山从1978年293亿人次的观影数字入手，他认为：“当年单靠‘城里人’显然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观影人次的累积，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背后，露天放映、职工影剧院等聚集了大批今天被我们称为‘小镇青年’的观影人群，而他们曾是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群体。
包括改革开放初期，贫富差距并不明显，几分钱、几角钱的电影票价让电影能够成为老百姓普遍消费得起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在那个周期内的“小镇青年”，还享有相对均等的文化消费权力，电影也还是差不多全民都可以共享的文化艺术形态，在国营电影院、在露天观看电影是一种高度普及的群众文化活动。”
在孙佳山看来，“小镇青年”并不应该是一个贬义词，更多用来指代一个文化症候群：“他们一直存在，既是当年计划经济时代最主要的观影人群，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影视娱乐等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巨大增量人群。”
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更多呈现出重宣教的特点，还未开始进入市场融合阶段，代表影片有《大渡河》（1980）《西安事变》（1981）《四渡赤水》（1983）等。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艺术研究院副教授刘思佳将这一阶段主旋律电影的特点总结为“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为代表，主要描述国家领袖、英模人物和重大事件，突出宣教功能，为各级政府交给国有电影制片厂的政治任务，风格单一、刻板机械。”
虽然囿于时代的局限，但这一阶段的主旋律电影始终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持走大众化的发展道路，生产和创作出许多经受住时代考验的精品力作，总结和发扬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与观众需求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逐渐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发展之路。
1987年—1995年 国有制片厂主导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初入市场
1987年“主旋律”概念明确提出之后，以国有制片厂为主导的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纷纷涌现。饶曙光毫不避讳地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电影也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变成了诸多文化娱乐消费中的一种。同时，市场经济与商业化影响到了电影的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影的走向。”
谈到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影片的特点，饶曙光总结：“以《重庆谈判》《开国大典》等影片为例，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大都由国有制片厂制作，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孙佳山在采访中提到1987年完成的两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巍巍昆仑》和《彭大将军》，他认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从这两部影片开始，真正拉开了帷幕。”
这些主旋律电影创作多表现重大战役、抗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革命领袖人物等。在创作特点上呈现出国有大制片厂主导、政府参与程度大、叙事宏大、题材重大、人物伟大的五“大”特点。
1991年《大决战》三部曲得到了政府和军方的高度支持与配合，在拍摄过程中不仅调动了解放军部队作为群众演员，还在拍摄资金不足时得到了直接来自于军费的支援，这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主旋律电影也逐渐开始进入市场，等待接受市场的检验。
此阶段的主旋律影片创作体现出，要符合不断解放和发展电影生产力的要求，满足广大群众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消费形式多元竞争的要求。要持续不断地推进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手法的创新，增强艺术创造力和作品感染力，唯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电影生生不息，挺立时代潮头。
1996年—2006年 民营企业试水主旋律的商业化运作
饶曙光梳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历程，认为199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1996年出现了一些更多由民营企业市场化运作的主旋律大片，比如像《红河谷》《黄河绝恋》《离开雷锋的日子》等，这些影片在当时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相较于前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有一批民营电影公司进入，市场经济灵活应变的特点在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影片创作中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影片不仅开始出现商业化的趋势，同时在创作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红河谷》《紫日》《黄河绝恋》为代表的一批主旋律影片开始走出宏大叙事，进入更具艺术性与多元性的商业化探索阶段。
同时，主旋律电影逐渐在商业上取得成功，1997年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以7200多万票房成为当年的票房亚军，仅次于《侏罗纪公园》。这是主旋律大片在商业化道路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功。
孙佳山认为1997年冯小刚贺岁喜剧《甲方乙方》的上映“奏响内地电影市场的类型化探索序曲”，随之发生的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类型化运作的脚步也开始加快起来”。
刘思佳列举了2002年冯小宁导演的《嘎达梅林》、2006年尹力导演的《云水谣》、2006年高群书导演的《东京审判》等影片，她认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开始与爱情片等多种类型进行融合，开始了类型化的尝试，逐渐注重市场表现，开始有年轻演员、明星的加入，更关注小人物、小事件和人物情感。”
饶曙光在采访中重点评价了新世纪以来主旋律影片的发展状况，他认为：“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电影人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试水。通过人物塑造的改变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逐渐找到了一条通向大众的途径。得到了本土观众的这种情感上和价值观层面的认同，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民营企业的加入使得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变得越发多元并逐渐开始进行类型化、市场化的探索与融合，如刘思佳所说，主旋律开始走向市场，与爱情片等其他类型进行融合，并不断推进其商业化的进程。
2007年至今 主旋律向“新主流”的进阶之路
刘思佳认为，2007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集结号》可以看作主旋律电影商业大片之路的新起点，“这一阶段的主旋律电影用市场化的制作方式、类型化的生产机制，批量化的明星以及视觉奇观，形成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类型电影”。
这一阶段的主旋律商业片包括《集结号》《建国大业》《风声》《十月围城》《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
它们不仅在资金投入上已经找到了远比前两个阶段更加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在内容制作上也开始在局部大胆调用好莱坞大片的制作手法，试图在“主旋律”之中完成好莱坞大片的本土化“嫁接”。
饶曙光认为这一阶段更为标志性的作品就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几个系列的作品，“主要是在商业化与营销方面给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这一阶段的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类型化、商业化的特质，尤其是在《建国大业》三部曲和“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影片出现之后，主旋律商业片的制作越来越成熟，且已经逐渐形成一套类型化的创作手法与工业化的制作流程。
孙佳山认为，在这种不断商业化、类型化的进程中，“尤其是自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以《建军大业》《战狼Ⅱ》为代表，包括《非凡任务》《空天猎》《红海行动》等一系列影片的出现，标志着主旋律电影创作真正实现了市场化、产业化的转型。”
未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仍是立足之本
《战狼2》成为产业化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的中外影片票房冠军，这确实代表着主旋律电影或者说演变为“新主流”电影的商业化的成功转型。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电影的40年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弘扬包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精神”是不同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共同特点，在这一特点之下，主旋律电影的拍摄手法、表现形式、叙事重点、主要人物等方方面面都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而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只占总人口的17.92%，人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基于这种情况。主旋律电影以科普、教育、宣传为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87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国有大制片厂充分利用资源、发挥优势，拍摄出一批大制作、大场面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以史为鉴，映照出当时普通观众身处改革浪潮，在改革中奋力前行、勇敢搏击的精神状态。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国人普遍认识到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并逐渐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也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迈出了市场化的坚实脚步，与其他类型影片的杂糅与交融也是主旋律影片满足不同观众不同兴趣需求的体现。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民群众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文化空前繁荣，国际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主旋律电影以商业化、类型化的手法满足了国人空前的国家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想人民之所想是主旋律电影获得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
面对当前的电影市场，孙佳山毫不怀疑“小镇青年仍然是我国未来电影市场最大的增量”。
他提出“小镇青年”在文化上的一些特点：“他们既不是细细品味艺术电影的迷影文化主体，也不是消费好莱坞故事的新兴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呈现出了足够的复杂性，他们很明确地认同主旋律，支持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站在一起，爱国主义、优秀传统文化成了他们中间的最大文化公约数。这一群体不仅没有多少‘崇洋媚外’的倾向，相反他们还有着更为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诉求。”
孙佳山总结的这些“小镇青年”的文化诉求，从某种程度上解答了主旋律商业大片票房成功的原因。正是对这些为数众多的“小镇青年”的文化诉求的尊重与满足，造就了主旋律商业大片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而这已经不是主旋律电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面对当前主旋律电影的发现现状，饶曙光在欢欣鼓舞之余，也表达了新的期许。
“《战狼1》《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影片为主旋律大片的发展，特别是赢得观众和赢得市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除了这类军事动作片和战争动作片之外，我们需要开拓更多样化的主旋律大片。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旋律商业大片不能只是军事动作片或战争动作片，我们需要有更多类型的这样的电影。这也要求我们不断在总结主旋律商业大片的经验和历史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的创新和突破，找到与大众、特别是本土观众情感交流的通道，更多地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