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我国电影市场票房突破百亿元,打破了全球单月单市场票房纪录; 在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纷纷就电影的艺术品格、产业方向等方面的把握建言献策。
在我国从“电影大国”驶向“电影强国”的航程中,该如何把稳航向、不惧风浪?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带来了他的见解。
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等兼职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好电影不管什么时候上映
都是“好档期”
记者:今年2月,中国电影票房在短短1个月内破了百亿元人民币,收获了一片惊叹和叫好。对于这样一个数字,您怎么看?
饶曙光:不能迷信数字,票房高或低都要用平常心和理性的态度去分析。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向来是特殊的,与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段都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过春节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家人、朋友一同去电影院观影逐渐成为了新的“年俗”。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好的影片,大家自然趋之若鹜。
比如今年春节档表现抢眼的《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2》,都是好口碑持续发酵带来高票房。一个春节能有几部吸引观众的影片,票房数字就会相对很“好看”。
记者: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春节档、国庆档一直是被制片方和导演争抢的“黄金档期”,只要能挤进去,票房就获得了保证。事实确实如此吗?
饶曙光:处于初级阶段或者说成长阶段的中国电影市场具有很强的“节假日效应”,这意味着不少节假日期间获得高票房的电影放到其他档期可能会一败涂地。但现在,中国观众越来越理性,如果影片制作急功近利,甚至摆出一副来“抢钱”的姿态,观众是不会买账的。
此前受到较高期待的《捉妖记2》和《西游记女儿国》在春节档“高开低走”,后劲不足。尤其是《捉妖记2》,上映首日票房5.5亿元,破了单日票房纪录,但很快就显现了颓势。所以说,不管是在黄金档期还是普通档期上映,最终还是影片品质说了算。
之前和《红海行动》出品人于冬谈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在“打鼓”:这样一部军事动作片在春节这样偏好喜剧、合家欢的档期上映,是不是最合适?院线可能也有相同的疑问,所以一开始影片的排片只有10%,远低于同期的另外几部。但是,观众最后“用脚投票”给了我们答案——过度投机、追求短期利益的电影正逐步被观众淘汰,有筋骨、有内涵、有深度的好电影不管什么时候上映都是“好档期”。
记者:今年2月份的票房表现,是否能预示2018全年票房的大突破?
饶曙光:还是要理性看待。这几年,随着三四五线城市电影院建设的铺开,中国电影观众群体迅速下沉,“新观众”的观影比例明显提升。可是,“新观众”的观影趣味处于某种游弋状态,观影习惯尚未养成,春节档观影可能是“过年”而非“过日子”。换句话说,他们一年的电影消费也许都集中在春节释放了,接下来的观影能否保持一定的频次,还不得而知。
因此,在中国电影观众群体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当下,我们必须冷静看待这些漂亮的数字。等狂热的情绪和一窝蜂似的讨论散去后再进行分析,势必会对整年的判断更有把握。
中国电影要建“蓝翔技校”,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记者 :中国电影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前景对资本形成了强烈吸引,越来越多的热钱涌入电影行业。但是,不少导演和演员都在抱怨资本“不讲理”,投资方对作品的制作形成了阻力。也许资深人士“扛”得过去,但青年导演、小剧组怎么办?
饶曙光:电影离不开资本。中国电影其实长期以来“很差钱”,但这几年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很多热钱,让中国电影不再“差钱”。但与此同时,很多非专业资本也盯上了电影,其中不乏一些野蛮投机的资本,在浪潮过后留下一片狼藉。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培育更多专业性的资本进入国内电影市场,通过专业化的团队来运作,不是“不差钱”就够了。
资本一多、一乱,便会追得电影人无处可躲。现在一些青年导演一旦做出了市场反响不错的作品,马上就会被资本包围甚至控制。可能第一部电影投资只有100万元,资本裹挟后第二部的投资就上千万,再往后可能是上亿。这种几何级的投资增长是很可怕的。对青年导演来说,既要应对巨大的创作压力,又要应付自由创作空间受到的限制,很是为难。
正因为此,冯小刚导演就曾“喊话”,呼吁大家给青年导演更多的空间。而黄建新导演则通过担任影片的监制,给年轻导演“撑腰”,减少资本对于创作的干预。我认为,在相关规范资本的制度出台之前,这些资深导演为青年导演“保驾护航”的行为能够发挥一些作用,值得提倡。
不过,对于青年导演自身来说,面对巨大的诱惑或是蛮横无理的要求时,必须要有一定的定力。有所坚持,艺术道路才能走得长远。
记者:除了“控诉”资本之外,业内人士对经纪人群体也很有意见。他们认为,由于经纪人行业的不规范、不作为,一些“好材料”都被带坏了。您怎么看?
饶曙光:这确实是行业内公认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建立起经纪人行业协会,经纪人的从业门槛和资质也没有形成标准,整个行业基本处于无序状态,不同公司各干各的。缺少制度性的规划和明确的行业标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日的乱象。
在欧美国家,由于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建立早,都有着运作有效的经纪人行业组织。我国也应该尽快成立这样的社会组织,出台相关规范性制度。如果带着“先把规模做大而后再逐步规范化”的想法,会在后续工作中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只有从一开始就规范发展,才能做到可持续。
另外,经纪人行业的乱象也给我们提了醒:要培养更多与行业发展要求相匹配的人才,只有宏观生态环境变化了,一切才会步入正轨。现在的情况是作品生产数量太大,但人才数量和储备远远不够。
记者:今年两会期间,贾樟柯导演同样表示,高速发展的电影产业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期待国家加大电影教育力度。培养电影人才,目前有何迫切需要注意的地方?
饶曙光:勿留短板。电影作为艺术工业,需要高水准的技术团队才能配合完成,这种目标需要电影业界和教育界共同努力才能达成,电影教育应该有针对性地面向电影产业、面向电影工业化进行分工培养。也就是说,中国电影产业需要更多职业教育,让人们不仅看到台前的导演和演员,也能看到幕后的灯光师、音效师、化妆师。
冯小刚导演曾提出过要建中国电影的“蓝翔技校”,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培养人才,比如学习香港电影行业采取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5万3千块大银幕,
意味着差异化市场空间
记者:如何应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一直是中国电影的热门话题。除好莱坞电影外,我们近年来还陆续引进了一些日本、印度、泰国电影,口碑和票房都表现不俗。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电影面临的挑战更多了?
饶曙光: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伴随中国电影发展的始终。1995年北美电影市场票房57亿,2017年的数字在110亿左右,刨去物价上涨等原因,几乎没有可观的增长。但是,另一头的中国电影市场增长如此显著,对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吸引,来中国找机会是必然的。去年3月开始,以好莱坞为主的外片便占据了市场的主要地位:3月份全国公映新片30部,进口片只有7部,但票房占比超过90%,可说是“来势汹汹”。
与此同时,除了好莱坞分账大片外,这几年国内院线以进口买断片的形式引入一些外国电影,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日本电影《你的名字》、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泰国电影《天才枪手》等。它们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新的冲击。
当前,中国有约5万3千块电影银幕,如此大的体量意味着差异化市场空间的形成。我们要认识到,除了好莱坞式的特效大片、爆米花电影外,世界上存在着更多样化的电影。不论是对社会问题的表现,还是对本国文化元素的运用,抑或是影片所体现的现代电影工业的叙事水平,邻国的这些电影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它们的受欢迎也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中国电影不仅要有大场面、大制作,同样要有一大批高质量的中小成本电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与好莱坞、宝莱坞的博弈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总体而言,这些电影的引进对于中国电影提升制作水平、类型多样化有着积极意义。
记者:除了国外电影,以互联网为首发平台的网络大电影也成了传统院线电影的“新对手”。一些优秀的网络大电影常常让人们产生“比院线片还好”的赞叹。在您看来,网络大电影兴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饶曙光:近年来,网络大电影呈爆发式增长,除了我国目前网络付费点播分账模式逐渐成熟之外,还和中小成本影片无法立足于院线电影市场等因素有关。
事实上,随着投资的增大以及个别投资案例回报率巨大的示范性效应,网络大电影开始吸引大量有想象力、创意能力的年轻电影人的加入,已经出现质量较高的作品,呈现出了向精品化发展的态势。同时,随着各种规范性、限制性政策和措施的不断出台,网络大电影“打擦边球”的空间也不断被挤压,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向“精品化”方向发展。所以,一些网络大电影在整体性的创意能力、类型拓展和叙事智慧方面不亚于甚至领先于院线大电影,更加受观众欢迎。
据我了解,去年仅爱奇艺一家平台就播了2900多部网络电影,这个数字是远远超过院线影片数量的。目前,中国电影家协会也正在与爱奇艺、腾讯、优酷这些业界主要的公司一起推动成立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进一步规范网络电影的发展。
记者:网络电影发展如此之快,未来进电影院的人会越来越少吗?
饶曙光:这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挑战。虽说国内影院的网络购票系统发达而便捷,但观众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必然要花费一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人们的可支配时间日益碎片化,而进电影院观影前后需要3至4个小时,观众心中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是否值得我花费这些成本去看?
如果是很一般的作品,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在家里观看。所以,院线电影应该要有网络电影所不具备的视听气质,能给人们提供非影院环境下无法提供的东西。电影美学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与观众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要用好当前国内的5万3千块银幕,就要和观众建立起关系,让他们觉得进影院是一件值得的事情,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创作者要有胸怀和肚量,
批评者应勇于发表意见
记者:今年1月,陈凯歌导演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国电影需要更多冷峻影评家》,表达了自己对优秀电影评论以及影评人的期待。目前中国电影的创作者和批评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饶曙光:总体来说,两个群体之间比较疏离。上世纪80年代,创作者和批评者都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我保留有全套中国电影家协会编撰的只在内部发行的 《电影艺术参考资料》,俗称“小白皮书”。它记录了当时金鸡奖评奖讨论争鸣、新片研讨会发言等,其中有不少创作者和批评者之间的相互争论、辩驳乃至各执己见。
而现在,一方面创作者不太容易接受批评性的意见,觉得拍一部影片本身就焦头烂额了,不想再被“痛骂一顿”;另一方面批评者也觉得“缺点就少说几条吧”,尽量找影片的亮点和特点来说,最后反映在媒体上几乎就没有批评的话了。还有一种批评者过于固执己见,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和创作实践存在很大的距离,也进一步加重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疏离感。
但我们知道,中国电影的发展需要创作者和批评者建立良性的关系,前者应该有胸怀和肚量,后者应该勇于发表意见,对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有所区分。有了良性关系,业界才能有得以展开沟通对话的平台,避免因为缺少对话而产生误会和内耗。
记者: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作为我国影评界的“主力部队”,影评人的主要构成是怎样的,存在什么特点?
饶曙光:现在的构成和过去不太一样。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影评人都来自电影节协会、电影资料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主流电影研究单位以及电影刊物,而现在高校内部的影评人占到了大多数。这是由于近年来我国高校影视教育发展突飞猛进,全国约有700多所院校都有电影教育的课程或是专业院系,培养了一大批高校影评人。
曾有人问我,中国电影界能否出现像美国那样的影评家,写出的一篇影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观众评价和市场表现。我说这不太可能,因为这样的影评人主要依托于大报的专栏提供这种机制。他们的稿费非常高,可以单凭写影评过上很体面的生活。我们现在既没有这样的版面,也没有这种专业的影评家。
不过,我们的影评人群体有自己的特点,即整体力量强大。现在的影评人数量越来越多,学历层次越来越高,队伍可以说是“兵强马壮”。
记者:一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人都习惯去影评公众号和电影打分网站上看评价。这些公众号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如何保证?
饶曙光:不用过于担忧。我个人关注着一些影评公众号的文章,也常去电影打分网站上看相关的评分。我观察下来,还是有很多人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艺术标准的。当然,也不乏一些受到资本裹挟的公众号会发带有广告性质的内容。
目前阶段,影评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还会持续,但最终一定还是大浪淘沙、留下精品。读者是有判断力的。如果公众号和评分网站失去了公正和客观,那便会失去人们的信任,自身也就很难再走下去。
中国电影要“走出去”,
需要先绘一张世界电影地图
记者:在电影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与价值传播的当下,中国电影“走出去”、展示中国形象是否更加任重道远?
饶曙光:说到“走出去”,很多人认为就是把一些国产电影带到国外去放映,收获一些票房。但我认为,应该把“走出去”从战术和策略的层面提升到中国电影对外传播战略的层面来理解。
电影是国家输出价值观、历史观、文化观、国家观、人生观的软实力。文化的竞争本质上是价值观的竞争,而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文化价值,最终取决于能否提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衔接、对最大群体的民众富有包容力和感召力的价值体系。所以,在一些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情况下,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评价体系绝不仅仅有票房的高低,应更多关乎于消除隔阂和增进文化认同。
而在实际的执行层面上,当前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其实存在一定盲区。对方的电影工业水平如何,电影院的布局如何,当地观众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和我们的文化有何异同……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确切的了解。既然要“走出去”,首先要把这些基础性工作做好,做一些具有针对性的调研。也就是说,我们要画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上面描绘着世界电影的文化版图。有了地图,再去寻找机会和空间,实现精准传播。
记者:一两个代表人物、典型角色往往是外国观众对一个国家的电影产生兴趣和认同的开始。比如当年的李小龙和后来的成龙。中国电影要应对挑战并且积极“走出去”,如何才能推出能够展现当代中国形象的代表人物?
饶曙光: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靠武打类型片在国际上建立的,所以代表人物主要是李小龙、成龙等武打明星。到了今天,在传达当代中国形象时,中国电影的确显示出了一定的不足。即使是几部国内票房、口碑俱佳的军事动作大片,其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的运用也可能会让其他国家的观众不那么容易接受。
我认为可以通过多元类型的影片来建立当代中国的形象并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固然需要战争大片的刚强与硬朗,但有时也可以“柔”一些。比如《唐人街探案2》中,就用了诙谐、搞怪的方式,把中国文化中的五行元素运用到现代探案当中,塑造了行走在世界舞台的中国年轻侦探形象。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也相信,随着中国电影整体工业水平、创作水平的“升级换代”,我们讲述中国故事、与全世界一起分享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的能力会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