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胶片电影遗产，数字化保护尤为紧迫和重要

我国电影文化遗产亟待保护，总的保护原则应该是“固态保护+活态利用”。“固态保护”是指将文化遗产固定下来，让其处于相对隔绝和不受干扰的状态，它强调的是一种积极保护的态度和初步保护的方法。“活态利用”的核心内涵是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强调的是后期长久保护的科学对策。

对于电影遗产，首先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将其以某种适合的方式固定下来，尽量避免让其继续受到毁坏。然后寻求活态利用的有效路径和方法，让电影遗产与城市产生有效互动，既让电影遗产获得可持续保护的资金和机制，又促进城市发展尤其是文化产业发展。具体说来，电影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到以下保护路径。

博物馆化保护

城市电影文化遗产保护最直接的路径就是博物馆化保护，即根据遗产实际情况修建博物馆予以专门保护。博物馆学家威尔曾于1990年提出，博物馆有3项主要功能，即保存、研究和传达。博物馆就像文化遗产的家，进了这个家就像进了安全的避风港。博物馆又能成为学术资料库，让遗产成为研究者的宝贝。博物馆还能充当沟通遗产与参观者的媒介，让历史档案照亮后人的视野，让文化遗存陶冶后人的心性。

博物馆化保护尤其适合文化遗产的物质部分。我国城市电影文化遗产的物质部分一般主要集中于老电影制片厂、电影名人故居、老电影拷贝、文件、道具、器材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遗产适合所属城市予以博物馆化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化保护应该努力维护电影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遗产本来的样子。

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威尼斯宪章》奠定了原真性对国际现代遗产保护的意义，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如2014年8月建成的长影旧址博物馆，修旧如旧，不拆不搬，较好地保护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原真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电影博物馆却没能做到较好维护上海市电影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上海电影博物馆地处漕溪北路595号，这里曾是联华、天马、昆仑等若干早期著名电影厂的厂址，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房所在地。可这座博物馆的建设方式是几乎全部推倒旧建筑，建设新的博物馆兼上影集团大楼，其中一栋一到四楼是博物馆，除此以外是办公楼和商业房产。市民和游客在这里虽然可以看到少数旧的电影拷贝、器械、道具、文件资料等遗产，但上海电影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已经大打折扣了。

博物馆化保护还应坚持属地保护原则，即所在城市产生的电影文化遗产，应该归属于那座城市的电影博物馆。道理很简单，电影文化遗产属于城市文化遗产，必有其城市归属，只有放在所在城市进行保护和利用，才能更好实现其意义，发挥其作用。如果把本应属于广西省南宁市的电影文化遗产放在西安进行保护和展示，这不仅滑稽，其意义也会大打折扣。由此，我们应该有中国电影博物馆这样的全国性博物馆，更应该建设更多的城市电影博物馆。

活态保护

“活态保护”是兴起于本世纪初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它的提出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为背景。博物馆化保护是相对安静的固态保护，主要针对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是相对活跃的动态保护，主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只是相对的说法，其实“活态保护”适用于所有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让文化遗产获得当下的生命力，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

“活态保护”的体现形式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生产性保护”，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再生产等环节实现传承和保护。比如对织锦、刺绣、漆器等非遗项目的保护，多采用生产性保护。第二类是“生活性保护”。这一保护形式强调将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贯彻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社区生活、休闲娱乐、文体活动、旅游度假、教育培训等形式保护，让保护变成日常生活中的自觉行为。比如广西桂林山水实景剧《印象·刘三姐》，所有演员都是当地村民，演出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对桂林山水文化遗产和山歌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

对于城市电影文化遗产，既要把活态保护作为基本原则，又要将活态保护作为基本路径。即使是博物馆化保护，也应和活态保护相结合。在注重合理承载力的前提下，电影制片厂遗址老建筑、电影名人故居、电影取景地等遗产的保护可以和旅游相结合，让旅游收入弥补保护资金的不足。电影博物馆参观展示可以和社区活动、学校教育相结合，让电影博物馆生活化。电影技艺传承可以和高校、职业学校、艺术院校专业教育相结合，让堪称绝技的某些电影技艺通过专业教育得以传宗接代。胶片电影修复可以和电影院线放映相结合，让修复资金缺口尽量缩小，让修复工作更容易获得认同，更有动力。

数字化保护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即通过现代计算机技术和设备，使文化遗产信息实现数字化保存、管理和利用，使文化遗产保护空间环境实现数字化控制，使文化遗产修复实现数字化操作。数字化保护是一种高效而环保的保护途径，但其技术含量高、所需花费大、专业人才缺。

城市电影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积极运用数字化保护手段。应该建立城市电影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确定相关资源数据采集标准，积极创新数字化管理和控制体系，寻求电影遗产在新媒体上的数字化传播种种可能，探讨电影遗产虚拟数字化展示的新办法，摸索电影遗产远程数字化利用的模式，开拓传统胶片电影向数字化修复与保存的高效技术路径。

对于胶片电影遗产，数字化保护尤为紧迫和重要。要实现胶片电影的数字化保护，前提就是做好胶片修复的工作。但在中国各地诞生的大量胶片电影，只有少数经典影片完成了数字化转换，同样印证电影发展历史的更多胶片电影还躺在仓库里等待修复。中国电影资料馆存有自1922年以来的3万多部国产电影，拷贝素材超过60万本，但一些珍贵的影片，尤其是早期影片，都发生了霉变、污染、脱色和齿孔收缩的病症。据中国电影资料馆技术部副主任左英介绍，“在电影修复行业，一个熟练的技术人员一天最多只能完成200帧的画面修复，一部90分钟的影片大约有13万帧画面，完全修复需要一个技术人员整整两年的时间。”这样的劳动强度加上电影修复人才和资金短缺方面的困难，我国胶片电影保护工作可谓“四面楚歌”。如果不能突破种种困难的重围，许多胶片电影可能终将彻底被历史遗忘，失去数字化保护的机会，走上“电影之死”的不归之路。

综合性保护

对于保护主体——所在城市而言，面对相对庞杂的电影文化遗产，最该选择的保护路径是综合性保护，即因产制宜，综合考虑，综合运用博物馆化保护、生产性保护、生活化保护、数字化保护等多种方式。一般而言，博物馆化保护是基础，活态保护是原则和目标，数字化保护是技术要求。

综合性保护要注意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应该是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保护好是前提。让合理的利用反哺保护工作，促进更好地保护。总之，保护是重中之重，利用服务于保护。如果稍不注意，就可能陷入所谓“杨丽萍悖论”，让利用变成了破坏。利用不至于变成破坏，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一个合理的度。“合理的度”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一切利用都是为了保护，二是利用的商业利润图谋一定是次要并需要约束的。保护责任主体始终应该绷紧保护之弦，只要开发利用有可能产生破坏的结果，就应该防患于未然，及时约束利润追逐的商业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