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夕爆出一条消息，普华永道PwC于今年夏天受美国电影协会（MPAA）委托开始对中国电影票房进行审计。

据媒体报道，普华永道发现在 2016 年中国至少瞒报了大约 9% 的总票房。根据引进片在中国的分账比例以及 2016 年引进片总票房进行计算，这意味着海外片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大约在 40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大约 2.6 亿元。

笔者发现，这一事件并非突如其来，早在今年上半年甚至是2015年，这一场稽查“偷票房”的行动早就已经有了先兆。

2015年，中国电影集团与美国电影协会在《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签订了商业合同《分账影片进口发行合作协议》，其中，美方获得了两项关键“进步”：一是中国允许国外第三方公司审计中国的票房；二是中国增加引进批片的数量。

这一《合作协议》为2017年9月的普华永道审计打下了基础。

之后到了今年6月，据Hollywood Reporter报道，美国电影协会（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将雇佣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机构，针对在中国发行的好莱坞大片进行票房审计。

如果说2015年的《分账影片进口发行合作协议》只是白纸黑字为审计调查打好铺垫，那么2017年6月普华永道的介入则是正式调查的开端。

就在中国影院偷好莱坞票房的审计数据对外公布后，笔者发现，也许偷票房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这一场调查风波的背后，在美国电影市场也曾有过偷票房的争议。

笔者认为，普华永道的这一调查其实有着深层次的政治背景：中美有望于近期重谈电影进口协议，美国电影协会此举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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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也有偷票房？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市场确实存在“偷票房”的现象，就在最近的国庆档，就有人指责部分影片利用注水等方式来削弱某些热门影片的票房收益。同样的手段近期也被用在了《战狼2》身上，与此同时，《三生三世》更是出现了极端的用锁场的方式来获取票房的手段。

这样的事例可谓数不胜数。

话说回来，在美国虽然这样的报道并不鲜见，但从仅有的一些信息来看，也许偷票房并非中国市场独有的现象。

笔者发现，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对其他中小成本电影或许也存在着“偷票房”的现象。

特德·巴尔对此表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为了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便在票房上进行欺诈，打压那些小制片人。”

他还声称：“尽管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但没有人愿意挑战这些大公司，因为这会让他们在好莱坞无容身之所。而且律师和政治家也要依靠娱乐产业，毕竟这些公司控制了媒体以及电视台。”

当然，巴尔的这一番指控在当年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这一说法曾经受到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的明确否认，他们称绝不会利用任何非法手段欺诈票房，而且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做。

看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算是电影市场高地的好莱坞，也有着说不明道不清的另类手段。

当然，话说回来，相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好莱坞的偷票房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相关报道也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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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偷票房的手段：海外经验确有帮助

尽管好莱坞也并非一片完全的净土，但是相对而言，中国电影偷票房现象还是更为严重，而且由于监管的缺失，尤其是来自第三方监察的缺失，好莱坞电影往往成为了偷票房的主要目标。

早在2013年，多家美国主流报刊都对中国严打偷票房做出了报道，并称，严打票房造假有利于好莱坞。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提及了“偷票房”对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票房的影响。文章援引了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索亚斌的原话写道“一部国产电影与一部好莱坞大片竞争时，有时影院会同时放映这两部电影，这样影院既可以获得好莱坞大片的分红，又可以获得国产片分红。”言下之意不无好莱坞电影曾在中国遭遇“偷票房”的意思。

笔者发现，其实好莱坞不仅知道中国市场存在不少偷票房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的根源也了如指掌。Hollywood Reporter在2015年的时候就指出：“（中国）影院会为了获得更多收入而选择瞒报票房。瞒报的票房不需要在制片方、发行方以及影院之间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因此影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

“中国已经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偷票房手段。最初级的是用手写电影票代替机打电影票，这样售出的电影票就不会被纳入专资办的统计数据。其他瞒报票房的手段还包括，售卖电影票与爆米花的套餐，并将大部分销售额算作爆米花的价格；在影院售票系统中安装双系统，规避专资办的监管；在观众就座、电影即将开场之时，从影院系统中大规模退票等”。

好莱坞并非无懈可击，也有“偷票房”的行为，但是“偷票房”顶多只是个体行为，无法成为一种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好莱坞的体制足够健全，预防与震慑力度足够到位。

美国影院和发行方的关系受到MPAA严格监管和审查，在娱乐法本就发达的美国体系，偷票房或者其他任何违法的活动并不会完全根除，但是相关参与方必须背负极大的法律风险：一旦被发现后将可能面临严厉的诉讼和追责，惩罚的金额和手段远非现在中国的执法力度可比。

法律处罚之外的“社会效应”也是一大因素，如果形成行业坏名声，造假者很难继续从事以前的行业。可谓一朝造假，终生受限。

此外，北美相对固定和透明的利润分享模式也有助于消除票房虚高。在美国，片方除了要付给导演、编剧和演员等主创人员固定薪酬，往往还在合同中详细约定他们在票房净利润中的分成比例。

票房造假“对片方并无好处，虚报的数字越多，意味着要分给演职人员的金额也越多。”

同时，在技术上，好莱坞也拥有完善的票房实时监控系统。
不仅有对于影院售票系统的统一管理和实时信息跟踪的软件，同时某些影院还具备诸如进场感应，电子扫描这样的先进科技。

电影票房监控公司Rentrak公司聚焦全球范围内电影票房和电视收视相关数据，北美影院覆盖率达99%。制作方在观众购票5秒后即可跟踪到数据，强大的分析系统还能按照时间、地域、院线等维度处理惊人的数据量，供制作方、发行方实时查看电影的市场表现，基本杜绝了延时发布、数据“忽悠”、票房“数出多头”等人为操纵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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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莱坞普华永道的调查反思偷票房的根治

不仅是美国，我们的亚洲邻国对于“偷票房”的恶行也足够重视。

韩国电影票务信息系统（KOBIS）能实时反映和统计全国院线的电影票务情况。全国电影院覆盖率从2009年的68%到2016年达到99%，首尔地区实现100%覆盖；票务数据实时反映在系统网站上，对公众开放。

日本票房的造假成本则高得惊人，这在日本是一件比坐牢还严重的事，一经发现，公开谢罪不说，还要承担巨额罚款，数额高到足以导致一些企业破产；银行不但不给涉事企业贷款，而且还会终止对其相关上下游企业的贷款和商业合作。

反照中国市场，笔者认为，票房造假的原因很多，但其根源是在于电影票房审计体系的不透明：中国内地票房数据和影院票房营业税征收是两套不同的体系。引入一个相对“公立公正”的市场调研机制，才有可能改变目前大面积票房注水的现象。

例如北美地区就设有第三方电影票房统计机构，对电影票房的统计更加公正和合理，其数据统计也相对透明。这样无疑让院线、发行方利用资源便利“下手”的概率减小。

目前内地影市仍然是完全的“唯票房论”，大量保底发行、业绩对赌充当金融“杠杆”；引导电影评价从更加综合的角度对影视作品的成功与否进行全方位考量，让从业人员只看票房，唯论业绩的倾向得到改变，或许也可以动摇收视率、点击量、电影票房数据造假的根基。

票房造假所隐藏的市场乱象并没有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处罚得到根治；内地票房总有一天将跃居世界首位，而这一切不应该是建立在数据存疑的巨大争议基础上。

普华永道的调查尽管有其政治动机，但是从大局上看，这一调查对于中国市场还是利大于弊，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票房统计的公正及权威理应成为行业继续完善的关键。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