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向媒体透露，“《上海文学》自今年7月刊起最高稿酬已经提高至每千字1000元”。这也一举让《上海文学》跨入了文学杂志“顶薪”行列——目前全国能给得起一字一块钱稿费的文学杂志，不过三五家而已。

此次稿酬的“暴涨”，来自于财政拨款。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专项资助下，上海作协旗下的主要期刊在近年来稿费逐渐攀升。自2011年提高至每千字500元后，此次又提高了一倍。然而，靠财政拨款来涨稿酬，是种典型的非市场行为，无法形成商业闭环。那么，靠财政“输血”，能不能救的活文学杂志呢？

一、国内主流文学刊物刮起涨价风，部分杂质开出“一字一元”稿费

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一个有志于从事文学的青年，从起步到成名成家，一般会经历以下这几步：

文学青年向文学杂志投稿，被毙；

被毙几次后，有作品获选刊登；

被刊登几次后，逐渐有了名气，有了出版成书的机会；

出版几本书后，逐渐名气增大，有了固定读者群，成为知名作家。

在这个过程中，最有可能获得经济利益的是最后一个阶段，即成为有固定读者群的知名作家。而想达到这一步，必须经过文学杂志的历练。所以在那个时代，文学杂志是所有有志于当作家的人所必经的一个殿堂。

而且，虽然那时的稿费标准也不高，但老百姓收入也低，稿酬就相应显得很多。1991年，毕飞宇他的中篇处女作《孤岛》稿酬大概是17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他3年的工资。而当年的稿酬也不超过千字40元。

如今，时代完全变了。

首先，互联网大潮袭来，每天产生的网络小说数量，比全国所有文学期刊一年刊登的小说量都要大，文学青年有了多得多的发稿渠道；

其次，网络小说的收费模式已经成熟，靠写网文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人不要太多，很多人从没出过纸质版的书，也成了很多人眼中的文学“大神”；

最后，网络小说可以不受版面所限，无限字数地随便写，一部小说动辄数百万字，勾着读者不断花钱追看。如果写得足够吸引人，一部小说就能赚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这是以前走“投稿——文学杂志成名——出板成书”模式的作者无法想象的。

这一系列的变化，推导出的结论就是——文学杂志变得无比尴尬了。

以前，文学杂志是独木桥，梦想成为文学家的青年，千军万马赶来，都要从这里通过。而今，条条大路通罗马，也就显不出你这独木桥的优势了。于是，很多鼎盛时期能卖到每期几十万本的热门杂志，销量缩水99%，成了每期只能卖出几千本的冷清杂志。

这种情况下，提高稿酬，可能是少有的能立刻催发作者热情的办法了。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刊《长江文艺》去年开始实施头条稿千字千元的稿酬标准，中短篇小说一视同仁；由广西文联主办的《广西文学》也在去年实施了千字千元的稿酬标准；而从今年九月起，上海作协主办的《上海文学》也加入了千字千元稿酬的行列。

以千字xx元来标定稿酬，这是业内的行规，一般人可能更接受一字一元的提法。写一个字，拿一块钱，这是相当诱人的稿酬标准了——别忘了这只是文学杂志给的钱，日后出版卖书的话，版税、稿费另算。而这样的高稿酬，又隐藏了哪些问题呢？

二、稍微算算就知道，这样的高稿费靠卖杂志志绝对收不回成本

“不仅在国内保持领先，从世界范围来看，对于纯文学创作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可观的回报标准。”

《上海文学》主编赵丽宏面对采访时，对于这一字一元的稿酬还是颇为得意的。如果你中学语文学得不错的话，可能对赵丽宏这个名字不陌生，他的文章《山雨》、《与象共舞》、《顶碗少年》都入选过人教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作为知名作家，掌管的杂志能够开出全国最高稿酬，他的得意完全可以理解。

只是作为旁观者来讲，这个一字一元的稿酬，经不起推算，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入不敷出，杂志销售额远远抵不过成本。

据悉，提高稿酬标准后，《上海文学》单期稿酬预算从8万元升至17万元。印刷、纸张成本的话，最低不会低于每本5元，按照每期卖出一万册来算（赵丽宏2013年底接受采访时曾透露，《上海文学》单期销量一万册左右），印刷、纸张预算5万元，合计23万元。而《上海文学》售价为20元/本，一起卖出一万册的话，销售额为20万元。

显而易见，稿酬、印刷、纸张成本（23万）大于销售额（20万），而且这是完全没算杂志社编辑团队、销售团队等人员成本，何必要的水电办公成本。细抠起来的话，每期杂志都是亏本很多在卖，卖的越多亏得越多。

而《上海文学》的经营状况在国内文学杂志中已经算不错的了，很多杂志只能卖几千本，甚至卖不掉那么多，印出来大量送掉。而售卖渠道也基本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省市图书馆、文化馆等，很少进入报刊亭等零售网点，绝大多数普通读者都见不到。

三、中国的文学杂志，如果没有财政拨款，基本都办不下去

很显然，这些杂志基本全都需要人“养着”才能活下去。上文提到的能开出一字一元稿酬的三家文学杂志——《长江文艺》、《广西文学》、《上海文学》，无一例外都是省级作协或文联直属杂志，一直以来就靠行政拨款来维持杂志运作。所以它们涨不涨稿酬，完全看主管单位给不给额外拨钱。

所谓“额外”，就是在以往杂志运营基础上增加拨款。多增加就多涨，少增加就少涨，不增加就不涨。也就是说，涨稿费所用的钱，完全不是因为杂志卖得好，杂志社盈利，自身造血而来，而是完全靠体外“输血”。

再举《上海文学》的例子。2011年稿酬从千字200/300涨到千字500，是因为有了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学发展基金”的专项资助；而此次稿酬翻番至千字千元，同样是由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专项资助。

“专项”资助，“发展”基金，如果仔细分析这些“输血”行为，就会发现主管部门并没打算永远资助下去。“专项”的资助，有可能专完了这几年就转项了；用于“发展”的基金，也可能发展几年就不发展了。

也正因为这种“输血”式的财政拨款难以为继，靠天吃饭，那些拿到钱的杂志社掌门人，心情也复杂：有钱涨稿费，总比不涨好。把钱给到写出好作品的作者，总比给到唱首歌就拿十几万的歌星手里强。但万一有一天，主管部门停止输血了呢？那就立刻回到“解放前”，重新过起低稿酬的日子了。

四、财政拨款就像呼吸机，文学杂志想活命，想法自主呼吸才是正经事

中国的公知们特别爱用一个词，名曰“纳税人”。一有政府行为的投资，就要说“这是纳税人的钱”云云。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健儿每拿一块金牌，在欢呼人群中也总会有一些诸如“拿纳税人的钱砸出来的金牌，有什么可庆祝的”这种声音。

这种公知思路有其不合理之处，但架不住说的人多，而且应用范围及其广泛。比如用到文学杂志增加稿费这事上，也能解释得通。资助《上海文学》的“文学发展基金”，以及其他省市资助文学期刊的各项基金，都可以归到“纳税人的钱”这个大篮子里。花纳税人的钱没有问题，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广大老百姓都会支持的。但问题是，这些杂志有没有做到足够好，让这些钱真的“用之于民”了呢？

上文说过，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通常惨淡不已，上万册算不错的，几千册乃至千八百册也不稀奇。关键这千八百册也没真的被人看到，多数进了高校、省市文化馆、图书馆后，就堆在角落里“吃灰”了。

我国目前文学、艺术类期刊共有635种，能读到本文的读者你，应该算是对文学比较感兴趣的了。那么请问：你认真读过其中几种？稍微翻过几种？或者不要说读过翻过，只要知道杂志名就行——你能说出其中1/10杂志的名字吗？

这就是文学杂志面临的尴尬之处。文学处于寒冬，市场不景气，但文学是滋养人心的必备之物，文学杂志必须得存在着。所以由财政拨款，用“纳税人的钱”支撑着文学杂志继续运营下去，老百姓不会有什么疑问。

但是话又说回来，老百姓不挑理，文学杂志自己不能觉得心安理得。如果把这些杂志比喻成一个人，那它们目前的生存状态，基本是躺在医院ICU，切开气管插着呼吸机的病人，而财政拨款和各专项资助，就相当于那个呼吸机。文学杂志与拨款的关系，像极了病人与呼吸机的关系——管一拔，生命立刻进入倒计时。

显然，中国有为数不少靠文学活得很有尊严的人，也有不少体制外纯靠销售就能自负盈亏活得不错的杂志。体制内的文学杂志高擎正统大旗，有着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盈利能力上天然弱于体制外的作家和刊物，这是客观事实。但盈利能力弱，不等于放弃盈利诉求，就像ICU里的病人，康复难度很大，但不等于就能由此放弃治疗。

谁也没要求ICU里的病人，能一下子彻底康复，好到能跑到外边跟人打篮球的水平。但努力配合治疗，争取拿掉呼吸机，自主喘口气，在ICU里慢慢走两步，这个要求还是能摸得到的。就像“纳税人”对文学杂志的期望：没指着一下子断掉财政拨款，但求杂志内容稍微接接地气，让大众有兴趣翻开读两页。所谓“开卷有益”，不翻开读，再高端的内容也只是空中楼阁。

结语：

文学杂志要靠财政拨款来涨稿费，这件事凸显了当下的文化困局：一方面，官方有意愿有能力扶持文化产业，另一方面，受制于历史问题，很多文化机构几近丧失了自身造血机能，不输血就得死。好在，在必须输血的时候，有血可输，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所以，如何在一边输着血的同时，一边恢复（或者更确切说是新建）造血机能，是摆在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众多文化机构面前的难题，留给它们的时间也许并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