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一人单挑蓝影网盗版的壮举其实并未在业外引起太多关注，或许是蔡明亮及其作品的小众以及久远，但国内影视产业面临的盗版挑战要比蔡明亮揭开的更加心酸乃至悲怆。

“中国所有的制片、发行方都知道盗版的存在，但是几乎所有影人都毫无办法，不得不忍气吞声，走法律途径的更是寥寥无几，因为诉诸法律代价与成本太大，不仅取证困难，赔偿更是微乎其微，内地电影产业每年因为盗版损失预计超过十亿元。”

这是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介绍。而在记者的调查中，任何院线电影，在上映的两天内甚至是正式公映前，都有会偷拍版出现在网络上被人售卖，价格低至3元至6元一部，过段时间有了更清晰版本甚至还可以免费更换。

“卧底”在线盗版“发行”网络：6000人的微商组织结构，买者卖者多为学生

虽然一些BT电影网站可以诡辩“分享”并不牟利，因此不属于盗版——但在网络以及微信上售卖盗版电影资源的有组织活动却必然是无法推脱的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只要电影院上映的，两天内在我们这都能看到。”当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一位经营盗版电影的微信卖家A时，该卖家回答道。

电影《使徒行者》8月10日上映，次日（8月11日）该卖家就通过百度云给出了这部电影的偷拍版链接；紧接着8月11日上映的《危城》，同样在第二天给出了电影的偷拍版本；8月12日上映的《微微一笑很倾城》，则在当天下午就发布了尝鲜偷拍版；而《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8月12日才上映，该卖家居然在未映前的11日就发布了盗版版本。

8月11日流出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以及8月12日上映当天流出的《微微一笑很倾城》

所有这些偷拍版本的电影该卖家都统一叫卖6元一部，并且承诺有更高清的版本时可以免费更换。

另一个进行盗版电影售卖的微信卖家B，资源与A几乎同步更新，同样所有影视剧都在百度云上放出链接进行售卖，但是每部电影的售价都是3元。虽然价格不同，但是两家售卖电影的微信卖家都承诺购买过的电影出现高清资源后，可以免费“更换”高清资源。

循着卖家B的身影，记者继续调查，发现它所在的盗版销售网络远比记者此前预计的更加触目惊心：这些盗版售卖者，从流出片源到组织售卖、发展培训下线，已经自成组织与规模，卖家B更是表示，其团队参与代理盗版电影、电视剧网络售卖的人员已经超过了6000。

而院线电影只是这些盗版卖家的其中一部分业务，他们还拥有大量的正在视频网站需要付费观看的电视剧资源，如爱奇艺上拥有VIP会员才能第一时间更新的《老九门》，还有一些电视剧如《微微一笑很倾城》，在网站更新前就会流出资源。这些售卖者出售电影的价格一般在3~6元，电视剧则是10元之内就可以保证观看整部剧集，80元左右可以成为终身会员，能获得所有盗版影视剧资源的链接，130~160元则可以成为其团队的代理，通过出售盗版影视剧及发展下线来获得收益。

盗版团队招揽下线的广告

一旦你参与其团队成为代理时，从如何在微博、贴吧宣传吸引人购买盗版电影、电视剧，到如何寻找影视剧资源、如何解决百度云的和谐问题，全部都有固定的培训方案甚至团队的行为准则与规范条例。记者加入到了卖家B所在的“发行”网络里，被拉入到了几个资源群及“家族群”的微信群，每个群的人数都经超过了400。

除了定期固定的培训之外，该团队每天还会通过微信群发布盗版影视剧链接，而所有资源都储存于百度云盘之中。由于一些较热的电影电视剧会通过关键词而导致被屏蔽及删除，因此盗版资源多采用汉字与字母结合的方式，比如说《使徒行者》的盗版链接之中使用的名字是“S徒X者”，《寒战》的名称是“H战”等等。

这些卖家还在微信圈标榜自己及下线通过售卖盗版影视剧及发展下线赚了多少钱，比如两三个月的代理收入就能超过两三万，尽管记者未能对截图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但是据B团体其中一个小头目告诉记者，购买或是参与该盗版团体的大部分都是自己也追剧的大学生。

卖家标榜其赚钱的下线

而盗版影视剧的购买者以及盗版团体的参与者并非都是为了省钱而购买盗版。将微信卖家A推荐给记者的学生家庭富裕，但是该学生告诉记者，其在A处购买过几次《老九门》的电视剧，因为该卖家能在爱奇艺更新之前就提前流出资源，虽然可能会没有字幕或者不太清晰，但是至少可以让其提前观看。

当记者问到是否担心售卖盗版视频违法受到惩处时，卖家B则颇为自信的回应，“怕什么？我们背后有团队。”

“至少10亿”！盗版造成的损失巨大，但电影人却无奈忍气吞声，为什么？

这些网络上存在的盗版电影对产业有多大危害？在张晗看来，尽管实际损失难以预估，但是盗版仅仅给电影票房带来的损失每年都至少超过10亿元：“一些特效大片，看盗版的人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我估计（盗版）也能给影片带来10%~15%的损失，而对于像《北京遇上西雅图2》这样的非特效剧情片，盗版带来的损失可能就能达到20%甚至30%。粗略估计，对于四五百亿票房的电影产业来说，盗版每年造成的票房损失绝对超过10亿级别了。”

实际上，无论是制片方还是发行、宣传方，对于网络上俯拾皆是的盗版都心知肚明，但鲜有人对盗版行为诉诸法律。于他们而言，诉讼不仅取证困难，而且后续所需的人力及时间成本极高，但是网络盗版方得到的惩罚往往非常轻微，对于片方来说，这场战争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以致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

导演蔡明亮花了近一个月“死磕”蓝影网终获道歉

相形之下，倔强的蔡明亮简直是个异类，花费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换来了蓝影网的一个道歉，但这对于国内电影人来说钦佩之余，却仍不足以效法，“蔡导的做法我们很佩服，但是实际上，很多影人在面对盗版时，都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死磕。国内现在做电影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于票房，像蔡导这样超过上映期一年的影片被盗版，我们基本都是没精力去顾及的，我们只希望正在上映的影片被网络盗版后撤下链接就可以了”。一位制片人颇为无奈的告诉记者。影人的无奈折射的是盗版的猖狂。

尽管无法根本解决盗版这一行业毒瘤，但安乐影业还是决心亮剑。

安乐投资并发行的《北京遇上西雅图2》在上映的第一天就被盗版者放出了相对高清的版本，随后安乐影业探查到流出偷拍版本的影院影厅，并已决定起诉盗版方。尽管距离该片上映已经超过了4个月，但是张晗告诉记者，目前关于该片的偷摄、盗版等情况仍然在取证阶段。

“流出的版本清晰度很高，至少也是在影厅架了三脚架拍摄的。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查了出来是哪家影厅，但是还有很多证据需要论证，比如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影院是否配合了影片的盗录等等。”张晗告诉记者。

同样计划走法律途径的还有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方，其通过新浪微博发布的律师函中表示，“电影在上映两小时内即遭遇盗版，盗版资源在微博、微信、贴吧、QQ群等被大肆传播，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发指”，“且删之不尽，堵之不竭，自上映之日一周内，数以百万计的网民通过自媒体平台表示看过枪版，具体数字庞大且不可估量”，片方“已经报案并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

在张晗看来，走法律途径更大的意义在于表明态度，但对能起到多大实际作用并不寄望：“盗版走法律程序，首先是取证难，然后参与盗版的人可能遍布世界各地，去哪里报案也让我们困惑；即便进入法律程序，案件周期会拖得非常长，人力、时间、经济成本都非常大；而且国内对于盗版几乎没有什么惩罚。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最后可能连民事案件都算不上，只能得到一个协调解决的结果。”

《心花路放》制片人王易冰同样认为，对盗版的维权太过艰难：“所有影人对盗版都恨得咬牙切齿，没有人不想维权，但是上千、数万个盗版资源，IP地址也不一样，很多还不在国内，用自己的律师去取证或者是走法律程序都很难。即便取了证找到他、起诉他，对方也只是一个个人，他得不到什么惩罚，我们也得不到什么补偿。”

一位影视公司总裁告诉记者，对于片方来说，与其去追究盗版，还不如去追究偷票房。“偷票房我可能还能追回结果来，追盗版我要花更多的精力，最后却基本得不到什么补偿或者是结果。”

对盗版的这场战争，电影人、消费者、政府、司法谁都不该缺席

“防不胜防。”张晗如此评价国内电影盗版的猖獗，“国内有六七千家影院，没有严厉惩罚措施的话，偷拍、盗录对于片方而言根本顾及不过来；映前试映、点映，卖数字版权，各个环节有一丁点不小心都有可能导致电影被盗版。”

张晗所在的安乐在防治盗版方面几乎已是殚精竭虑，“每当有影片上映时，我们都需要花几十万的费用请律所帮忙监控与反盗版。电影上映前一周开始需要律师团队24小时监控，我们自己也不停地监控，每当发现到盗版链接就会去发公函，但是每天网络上盗版的信息都是上千条，根本忙不过来。”

实际上，上千条的盗版链接可能只是一部电影被盗版链接的十分之一。冠勇科技是一家业务涉及到反盗版的公司，公司总裁吴冠勇告诉记者，根据他们对几百部电影的监测，平均每部电影的侵权链接都超过了一万条，来源于小网站、贴吧、云盘等相对隐秘又便于传播的网络途径，而且即便对链接进行删除，很快也会有新的链接流出，从事后防范盗版的角度来看，虽有收效，却难杜绝。

2014年上映的《心花路放》对盗版的防治或许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王易冰告诉记者，早在电影上映之前，片方就与百度以及一些视频网站作了深度的沟通以及合作，对于相应的关键词搜索及盗版链接都有较为敏感快捷的处理，“对于现在的中国市场来说，盗版肯定会发生，与渠道方提前合作进行防范，还算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然而，众多电影人更期盼的还是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管理方更加严苛的惩罚制度。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电影人都提到了三点——

其一是希望相关国家机关能制定更加具体明确的法律以规制影视行业的盗版行为；

其二是希望执法部门能加大处罚措施；

其三是希望管理部门对于参与盗版的业内从业者能有更加合理的惩罚措施。

“盗版对于中国电影产业一直就是一个顽疾。十年前盗版比现在还猖獗，但是现在更加隐蔽也更加容易扩散。这十年来，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对于电影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盗版的惩治始终没有什么进步。现在在中国也没有信用体系，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组织，甚至对于内外勾结的影院，盗版的代价都太小了，获利又快，盗版当然难以防治。”一位制片人无奈的告诉记者。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亚超律师认为，目前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无论是民事犯罪还是刑事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的成本都很低。如果可以游说立法机关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通过法律提高违法成本，提高补偿金额标准，可以更好的防治盗版的发生；同时从国内影业遭遇如此大规模的盗版来看，如果有一个可以提供程序化诉讼的组织，也有利于国内影业公司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在郝亚超看来，还需要有更多的电影人不怕耗费精力地去走法律途径，“一定要有人打反盗版的官司，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有越来越多的蔡明亮，才可能在针对盗版的立法上更加强势。”

或许我们还无法指望消费者主动提高版权意识去拒绝盗版、只买正版，但对制作盗版、传播盗版的组织和个人加以严厉惩处是立法、司法、执法对于繁荣电影产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应尽义务。

对盗版的这场战争，电影人、消费者、政府、司法谁都不该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