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意义重大

关于我国当代文化“走出去”，如果选择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显然非电影产业莫属。

中国电影资本的海外进击

自从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冲过100亿门槛之后，在接下来的6年里，实现了近5倍的增长，这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过去几年，中国电影产业在海外也不断开疆拓土。仅在2016年，中国资本在文化娱乐领域的对外并购、投资总额就达到了75.7亿美元，电影产业则以63.9亿美元独占鳌头。

在这场资本的饕餮中，最引人瞩目的显然是万达。截至目前，万达在全球范围已拥有美国的AMC院线、卡麦克院线，澳大利亚的赫伊斯院线，欧洲的欧典、北欧院线等15个国家的1470家影城、15000余块屏幕，约占全球票房份额的15%。万达已经事实上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横跨多个大洲的院线集团。不仅如此，其还计划在2020年实现占据全球电影票房20%份额的“小目标”，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将是史无前例的壮举。2016年1月12日，万达宣布以不超过35亿美元的现金收购曾出品《哥斯拉》《侏罗纪世界》等大片的美国传奇影业，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化企业在海外最大的一笔文化投资。在此基础上，2016年万达还一度险些收购维亚康姆集团旗下著名的派拉蒙影业的49%股份。作为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之一，派拉蒙影业推出过《教父》《夺宝奇兵》《阿甘正传》《碟中谍》《拯救大兵瑞恩》《怪物史莱克》《变形金刚》等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大片。可见，万达实际上是要通过院线渠道的积累，逐步进军内容生产等电影产业链的上游，最终完成对电影领域全产业链的整合。

万达的大举进军海外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个案，近年来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同样在电影领域不断发力。2016年，腾讯旗下的腾讯影业直接投资了电影《魔兽》和《金刚：骷髅岛》，腾讯投资的影视公司STX，购买了好莱坞影视制片公司IM Global的控股权。阿里也与斯皮尔伯格旗下的安布林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还参与投资了2016年上映的《碟中谍5》，并享受其全球票房分账。可以说，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都在为其自身平台的影视自制内容提前布局。

而且，不仅仅是万达这种房地产企业在诉诸业务转型，也不只是互联网行业试图对电影这一传统行业进行“降维打击”，更不只是民营资本在不断构建自身的资本版图，我国电影产业的国有资本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投身于这场盛宴。今年票房达20多亿的《速度与激情8》，背后就有中影等多方资本的涌入，上影集团今年也发布公告称，将与华桦传媒向美国派拉蒙影业注资10亿美元，未来三年在派拉蒙的每部电影中，都至少提供25％的资金，并有权选择延长合作期限。

“走出去”的“内忧外困”

毫无疑问，引入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海外电影产业的优质版权、人才队伍、制作技术等相关文化工业资源，无论是对于国有、民营资本，还是对于转型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而言，都是他们现阶段的不二选择。而且优质版权的开发，还会延伸到主题公园、衍生品等相关产业链的下游环节，这将不仅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在资本市场上还将进一步拓展想象空间。

然而，仅仅因为这些原因还远不足以使万达、腾讯、阿里和中影、上影这些巨头在进击海外市场上付出如此的热忱和精力，这其中还有着更为复杂、更为直接的历史和现实多重原因。

众所周知，2012年2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关于用于影院放映之电影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已于今年2月到期，这意味着中美双方早晚将就分账大片的配额问题展开重新谈判。早在2007年4月，也就是整整十年前，美国就向WTO就中国政府对电影、录音制品等产品的某些限制措施进行了上诉，也就是著名的“中美出版物案”。2009年12月，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最终通过了该案的上诉报告，裁定我国政府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第30条和《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16条违反了我国《加入议定书》和《入世工作组报告》中的相关条款。于是2012年的《中美关于用于影院放映之电影的谅解备忘录》将原来每年引进美国大片的20部配额，再增加14部3D或巨幕（IMAX）的大片配额，票房分账比例也从原来的13%升至25%；同时增加中国民营企业发布进口片的机会，中美合拍片也将享受中港合拍片的同等待遇。之后又经过3年，2015年9月，中影集团与美国电影协会签署了具有正式商业合同效应的《分账影片进口发行合作协议》，进一步在法律上保障了相关条款的落实。

不仅如此，今年2月，新一轮的中美分账大片配额问题谈判，还有着更为实际的背景。为了避免票房下滑的不利局面，2016年的分账大片数量多达39部，事实上已经超过了2012年《中美关于用于影院放映之电影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34部的份额，在今后这一份额势必还会进一步增加。在2016年，已经狂飙突进近10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在以看似猝不及防的方式戛然而止之后，由各个领域投资过热所叠加的演员天价薪酬、院线扩张产能过剩，国产影片盈利低下等种种结构性问题开始集中爆发，并且在中短期内没有扭转的迹象。在这个意义上，“走出去”，尤其是选择合拍片的模式，从商业角度而言，成为当前中美相关电影企业的最现实选择。不仅好莱坞藉此规避了分账大片的配额限制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更多票房回报；中国电影企业也通过这种方式，开始真实地触碰到好莱坞世界商业版图的各个环节。

于是，最近几年来合拍片的立项审核数量大幅激增，2016年更是达到96部，其中71部通过了审核；而在10年前中美纷争初起的年代，合拍片则长期维持在二三十部的规模，通过审核的影片也仅仅十余部而已。毋庸多言，这些积弊甚深的“内忧”，在即将或者说已经到来的“外困”面前，还将被进一步放大，来自政策和市场的多重挑战正在以疾风暴雨的方式迅猛袭来。

软实力如何变“硬”

需要强调的是，今天的合拍片现状早已不是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初外方投资份额占多数的那个阶段，中外的投资比例已然发生了翻转。除了与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合作的少数大片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方的投资份额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也特别能够看到中国电影在今天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们就以《长城》为例。《长城》是迄今为止，合拍片领域第一部由中国导演拍摄的、在全球市场发行的英语电影，按照中国电影产业“借船出海”的思路，其一旦获得成功，在未来就还会有更多中国导演、编剧等参与到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制作环节中。

因此，《长城》上映之后，国内电影产业界多次强调，《长城》作为一部高概念、高卡斯、大制作影片，是国内电影在文化工业意义上与好莱坞接轨并展开深度合作的代表。我们的确不能轻视这种技术标准意义上的文化工业体系，例如我国的电影版《三体》，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迟迟不能面世，就是因为还没有相应的文化工业能力来呈现预期的视觉特效，所以上述理由确实也存在相当的合理性。

《长城》充分揭示了中国电影在资本扩张和内容生产领域的深度分裂。尽管中国资本近年来高歌猛进，在北美、西欧这些资本主义的中心区域大快朵颐；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资本对于中国电影的内容生产，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原创性的贡献。中国电影合拍片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待遇。

《长城》还反映出一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好莱坞的成熟的叙事套路、故事模式，不仅早已经渗透到了中国商业片的拍摄、制作过程中，也内在的塑造、定义了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范式。毕竟中国电影曾经具备过自身的民族风格，那也曾是中国电影立身于世界电影舞台的最为鲜明的标识。而在《长城》中，除了美工环节，中国电影曾经引以为傲的民族风格也基本消失殆尽。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虽然中国资本在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大手笔的“攻城略地”，但我们可能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上，法国、日本甚至印度资本，也一样曾大肆进军好莱坞，结局也都显而易见，它们本国的电影自身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实质性提升——一国资本的“走出去”，并不意味着该国电影内容生产水平就一定会伴随着“走出去”的步伐而大幅提高，这中间并没有等号。

在这些得到广泛好评的海外影视作品的背后，中国资本都是其主要推动力量。问题在于，这些作品在帮助中国资本赚得真金白银之后，也塑造了相关国家的正面国家形象和英雄形象，这既不是简单的文艺创作上的倾向性问题，也不是文化资本的盈利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与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这些国家与中国联合制作的合拍片不仅可以不受分账大片的配额限制和享受国产电影的分账比例，同时还有机会从双方政府获得包括税收减免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扶持；而且与以往和香港地区、美国合拍的相对单一的模式不同，我国的合拍片类型还将进一步多样化，一些不在传统视野之中的更为复杂的文化问题也将持续浮现出表面。

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随着中国资本进一步深度参与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全球性文化商业协作体系，能否在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之后，也生产、创作出能够正面讲述中国故事，正面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的文艺作品，将是在“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电影全行业面临的残酷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