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广州的首映礼一票难求

12月12日晚，201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以下简称“广州纪录片节”）开幕影片展映现场，导演黄瑞在台上激动得眼泛泪光。她参与创作的8集纪录片《穿越海上丝绸之路》从数百部国内外优秀纪录片中突围而出，被选为本届纪录片节的开幕影片，观众们多次报以雷动般的掌声。

类似的情景同样发生在上个月，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广州的首映礼千余座位一票难求。从《舌尖上的中国》到《喜马拉雅天梯》，再到《第三极》《我在故宫修文物》……近五年被视为中国纪录片快速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然而，与每年百亿级的电影票房和电视节目点击量相比，国产纪录片距离理想的市场依然存在不小的距离。

国产纪录片应以怎样的姿态开拓商业市场？在工业化水准日益提高的今天，国产纪录片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2016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盛大举行之际，记者走访了国内外纪录片制作人、专家学者，邀请他们为中国纪录片发展把脉。

1 心声：拍片“犹如航海”，“将生死置之度外”

对于著名纪录片导演顾筠来说，2016年冬天，是她职业生涯里弥足珍贵的一页。她作为总导演执导的纪录片《穿越海上丝绸之路》，近期在央视四套一播出便好评如潮，也被本届广州纪录片节评审会认为是“很能代表中国纪录片水准”的佳作。

即便头顶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亚运会官方电影总导演等众多光环，《穿越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炉依然让顾筠倍感自豪。

这是一部从调研、拍摄到完成后期制作历时两年的大制作，影片依托于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进行创作，通过32个人物故事，叩问海上丝路的前世今生，分为《寻路》《家承》《薪传》《问道》等8个篇章。多条线索古今交织推进，透过现实场景回溯历史图像，跨越时空重绘海上丝路的人文地图。

与众不同的是，该片采用纯纪实手法，通过纪录客观事件来讲述人物故事，全程没有出现人物采访。“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应该是创作者为了揭示事件的真相，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一种记录，或者是长时间地观察调查形成历史厚度的一种记录，这两种方式的记录体现了纪录片最核心的价值，也最具有传播效果。”顾筠用“把生死置之度外”来形容拍摄过程的艰难，而影片的分组导演王长江对此体会最深。

为了拍摄驾驶无动力帆船重走“海上丝路”赴意大利的航海家翟墨，王长江曾随船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航海之旅。“非常艰苦，那种苦有两种层面，一种是身体上的，另一种是心理层面上的。”王长江回忆道，当时的航海线路，差不多都在天气极其炎热的赤道地区。

茫茫大海，寂寞难耐，时而风高浪急，帆船被十几米的浪头掀得四五十度的倾斜，王长江把自己拴在桅杆上，在生死一线间依然举起了摄像机。不过让王长江印象最深的，是航行至马六甲海峡西端时，被两艘海盗船跟踪尾随，所幸最后惊险逃脱。

“航海真正可怕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片中翟墨说的一句话道出了王长江这群拍纪录片人的心声。“拍纪录片跟大海航行有相似的地方，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其实肉体上的痛苦不是最痛苦，真正的痛苦是精神上的，很多同行都遇到过千辛万苦把片子拍出来，没有得到观众和业内认可，甚至不能播出，那才是痛彻心扉。”王长江说，在他们眼中，纪录片制作人这一群体正如那些目标坚定、敢于冒险、甘愿寂寞的船员。

2 趋势：以“小切口”讲述“中国故事”日渐流行

确如大海行舟，国产纪录片在过去30年的远航中曾多次历经风波，一度冲上浪尖，也曾跌落谷底，差点被迅猛生长的其他影视艺术形态所淹没。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纪录片迎来了初步繁荣，一部《话说长江》让纪录片深入人心。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纪录片栏目在各大电视台遍地开花，彼时家喻户晓的《望长城》被誉为纪录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可惜汹涌而至的电视泡沫剧，卷走了观众的热情，各电视纪录片栏目收视率急剧下降，纷纷挪至深夜档，纪录片的创作也逐渐退潮。作为广州纪录片节的创始人和评审之一，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原会长刘效礼深有体会。他回忆，2003广州国际电视纪录片学术研讨会（广州纪录片节前身）创办正值纪录片发展的最低潮。当年获奖的影片中，2/3都是外国片，中外影片的质量差距明显。

直到2010年，国家《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打破了这一僵局，有了政策支持，纪录片记载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案例呈直线上升态势：

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的走红释放了中国纪录片市场的潜力，以“小切口”讲述“中国故事”的纪录片也开始崭露头角，《喜马拉雅天梯》《长城：中国的故事》《美丽中国》等纪录片广受欢迎。不仅如此，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国外媒体和制作商也开始制作和中国有关的纪录片。

根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6》显示，2015年，中国纪录片行业年度总收入46.79亿元，相比上一年增长了16亿元。不过在百亿级的电影票房和电视节目点击量面前，国产纪录片行业目前仍如一艘载货量有限的小船。“这和纪录片的生产周期长和传播范围窄有关，也与它的生产模式以及艺术特性有关，而且和电视剧电影相比，中国的纪录片远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纪录片导演、作家于继勇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则指出，纪录片的产业规模虽无法与娱乐产业相比，但纪录片的产业价值高，其有着不可替代的记录属性，在文化传播中起着跨时代、跨地域交流对话的作用。

而在刘效礼看来，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不容小觑。“就如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房一样，能住进总统套房门槛很高，纪录片的观众不一定很多，但是它的受众群体很有影响力。”

3 展望：有好故事就不愁市场

近年，多部纪录片在网上的走红确实给业内带来了许多思考和启发。“过去我们拍纪录片不讲卖钱的事，不重商业重传播，注重的是文化影响力，讲究美学创造，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市场的概念。所以过去是没有纪录片市场的意识，不是没有好纪录片。”张同道一直认为，追求真实和品质传播的纪录片不应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媚俗，但也要努力“造市”。

为此，敢为人先的广东影视人早在13年前便致力于搭建平台，打造广州纪录片节，凝聚全球纪录片行业的力量，促进中国本土纪录片走向世界，开拓纪录片的市场和产业模式。

从2003年至今，每年一届的广州纪录片节的国际影响力逐年扩大。今年收到了来自111个国家和地区的4059部参评参展作品，其中有200多部曾在国内外影展有获奖、入围或参展记录。作为国际交流平台，广州纪录片节目前已与加拿大国际纪录片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等18个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展以及8家行业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有专家指出，流通销售渠道的不完善是阻碍国内纪录片产业化发展的绊脚石。广州纪录片节从2013年起，致力于打造权威的纪录片交易产销平台，强化市场交易功能。当年促成交易合约价值总额1.5亿元人民币，打破了过去十年没有产生直接交易的局面。

而方案预售更是广州纪录片节市场活动的特色“名片”，13年来，逾120个纪录片提案通过广州纪录片节赢得国际联合制作融资或引荐机会，许多华人独立纪录电影中较为亮眼的作品，几乎都曾经登上过方案预售的舞台。

“近5年是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化的5年。”张同道分析，一是价值观的国际化，外国评委对中国的纪录片评价普遍提高；二是叙事水平和方式的国际化，改变以往外国人看不懂中国纪录片的窘境；三是技术标准国际化，国产纪录片的技术标准目前与国外纪录片相比几乎无差距。

“不过需要清醒看到的是，高端的国产纪录片已达到国际标准，但仍有大量纪录片的水准有待提高。”张同道认为，首先要解决纪录片太多太滥的问题，在题材选择上应该分层分类，小制作不要追求大题材，减少低端制作和无效传播，提升中国纪录片的产能。

而刘效礼最看重的则是能否冒出更多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人。“表达方式要国际化，但题材挖掘必须深入基层，贴近生活。有好故事、高质量的纪录片，就不愁没有市场。”刘效礼对中国纪录片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